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任务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实行联共抗日。由于“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张、杨两将军在西安事变爆的当天，联名打电报给**和**中央邀请**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12月12日上午，在保安的**先接到**驻西安代表刘鼎的急电，随后又收到张、杨两将军电报，**立即命令警卫员通知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开会讨论。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在会上率先作重要，肯定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他提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当时会议决定：“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交给人民审判”，并确定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去西安。
14日，由**、朱德、周恩来及红军各方面军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支持张、杨两将军的爱国行动，强调当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同时通知他们红军已开始集中，向三原等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中央军的进攻。
15日，由**领衔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报肯定了张、杨动兵谏的正义性质。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动之内战”，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7日晚，周恩来到达西安，立即与张学良面谈，并致电**中央和**：“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据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蒋政策，由罢蒋和平到保蒋和平。19日，中央政治局经过两天讨论，作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联合抗日的主张的结果。这次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因为事变采取了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一部分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打击，所以如果处理不妥，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张闻天在会上指出：事变的展有两个前途，一是引起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抗战的动，造成日本扩大侵略的顺利条件，另一是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他的分析为大家所赞同。为了争取第二个前途，中国**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政府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给予同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在会议上，“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但通电在当天即出，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2月20日到达。21日，中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这样，在**、周恩来和**中央的积极努力下，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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