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这样一条路线，**在领导全党广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同时，还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西北军的杨虎城，东北军的张学良，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各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同和支持，同时，也给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外部压力。他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
对蒋介石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由于蒋介石坚持**、“剿共”的立场，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一段时间里，**是抗日反蒋并提。1936年2月，**开始改变这一看法。2月27日，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谈判况的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带来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反日倾向的信息。这印证了**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他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7］3月4日，**更明确地转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和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五项具体意见。［8］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又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5月5日，**在著名的回师通电中正式放弃“反蒋”口号，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此后，**“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9］“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10］8月25日由**起草的《中国**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建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为实现与南京蒋介石政权的合作，在利用一切渠道表达**合作抗日诚意的同时，**一方面指挥红军坚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另一方面，**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各级干部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9月1日，**中央正式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同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是实现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标志。
**特别致力于建立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把联合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抗日救国，建立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推动全国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环节。1935年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就派汪锋到十七路军杨虎城部去做统战工作，并让汪带去他给杨虎城、杜斌丞等的亲笔信，沟通了**同十七路军及杨虎城的关系。1936年1月25日，**领衔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张学良、于学忠、何柱国、董英斌、万福麟并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同时，**和周恩来派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去见王以哲、张学良，转达**中央关于联合抗日的诚意。2月和4月，**两次打电报给张学良，联系派李克农和周恩来同张学良谈判事宜。经过谈判，确立了红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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