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关于防止**的方针，告诫全党在执政以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拒腐防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的**员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工作人员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他们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赢得广大人民的信任。但是，当时一方面由于全国刚解放不久，旧社会的种种恶习还未得到彻底的扫除，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为了非法牟利，利用金钱、美女、享乐等种种手段，极力腐蚀党和国家机关、企业厂矿的工作人员；另一方面，革命队伍中的少数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开始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贪图享受，腐化堕落。相当一部分从旧社会留用的公职人员也恶习未改，贪污腐化。某些部门和领导中滋生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1951年11月，**中央东北局向中央报告，随着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揭露出一些干部的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一叶知秋，**敏锐地意识到东北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可能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资产阶级对党和国家政权肌体的侵蚀已见端倪，不能等闲视之。同年11月20日，**根据东北局报告的况，起草转东北局报告的批语，并果断地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宣布，要“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1］这是**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
**经过考察和认真地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进行“三反”斗争的实质。他认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都属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而官僚主义作风则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展的根本原因，凡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多半是贪污浪费的重灾区，这就要求在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所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三反”斗争，意义十分重大，它是关系执政党命运和前途的斗争，“是全党一件大事”。必须“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许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贯彻二中全会就早已料到的这种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2］据此，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保卫公共财产，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在**的指导下，**中央于1951年12月1日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全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与清除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以此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
“三反”运动开始后，**为全党制定了“长负责，亲自动手”的方针，要求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站在运动前列，向群众反复宣传“三反”斗争的重大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主动公开检查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铺张浪费错误和其他某些不干净的行为，并且采取多种措施，扬民主，启和鼓励群众向领导展开批评。从1951年11月下旬至年底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为“三反”斗争亲自批转的报告、写的指示、批语和书信就有50多件。他在这些指示中明确指出：“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害现象。”他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在斗争的过程中，**充分肯定了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掌握运动，宣传政策，为群众撑腰，鼓励群众起来斗争的做法，号召“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习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同时，**指示全党上下都要一致行动，限期开展斗争，注重督促检查。指令县委以上各级党委，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和军队系统的领导，均须将开展三反斗争的况限期向中央作出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对这场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以便实行奖励和处分”。“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13］“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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