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冬至1963年春，一些地区，如湖南、河北省等地结合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抓了农村的阶级斗争。河北保定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况和当年分配，进行了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简称“四清”）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这些活动虽然对于克服管理混乱、纠正部分基层干部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行为，兑现年终分配与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开了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四清”的先例。
1963年2月22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推荐了湖南和河北保定地区抓阶级斗争、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和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确定在全国农村应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3月1日，**中央出《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团级以下党政军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物资部门和文教单位（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进行“五反”运动。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的基层逐步展开，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开始试点。
1963年5月2日至6日，**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草案）》，即“前十条”，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前十条”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左”的估计，偏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中国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况”，如果不抓阶级斗争，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根据这种不符合实际况的估计，“前十条”最后引证**的指示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进攻。并确认“四清”运动的性质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会后，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准备。根据各地在试点中提出的问题，9月，**中央又按照**的指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对社教运动的基本方针、内容以及关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农村干部，关于对地富反坏分子的处理及正确对待地富子女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具体的政策规定；强调运动应该和生产相结合，运动应该促进生产。这些规定对指导运动起了较好的作用。1963年11月14日，**中央出《关于印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决定将两个“十条”同时下到全国城乡。通知下达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开展起来后，一些地方党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夸大了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再加上当时中苏论战的影响，使**把开展城乡社教运动提到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想通过社教运动，在国内“铲掉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在这种国内形势下，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时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根据这样的分析，**指出，农村、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会议期间，鉴于“五反”、“四清”运动中忽视抓生产的况，**在会前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提出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搞好“四清”运动的标准之一。**中央出指示，强调在抓紧“五反”、“四清”的同时，必须抓紧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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