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上，**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以及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同时，**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的“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指出对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多数，要逐步做到依靠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提出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反对搞神秘化和烦琐哲学，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在工作方法上，要求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把政策交给群众，不要在少数人中活动，不要搞神秘化。此外，“二十三条”强调：“四清”要在建设上面，要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都有所前进；在运动中始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但是，“二十三条”同时又明确规定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几年来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在下面的地富反坏分子，有在上面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领导和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在相当大范围内的一次实践，深受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错误的影响。在1964年5、6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估计，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到1964年底则进一步认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已经是“不止三分之一的问题了”。不仅大批基层干部正在“和平演变”之中，就是在中央领导中也面临着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不止一次地呼吁警惕出修正主义，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要顶住；可以独立，学蔡锷。他对各级干部所谓问题的性质也越看越重，由地富反坏的“代理人和保护人”，进而说成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运动要打击的“重点”。
在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试图消除修正主义的社会思想条件的过程中，**还特别号召全党要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在1960年到1966年间，**在全社会掀起一个树立**道德风尚的活动。党和国家各级部门树立先进、宣传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引导教育群众，激起群众的革命热。这其中，宣传雷锋的先进事迹，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高尚的**思想品德的榜样；宣传焦裕禄的先进事迹，为广大干部树立起光辉的榜样；宣传王进喜的先进事迹，号召广大工人阶级更好地挥主人翁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对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从1963年开始，他就多次强调这一问题。他把这一问题与反修防修联系起来。1964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的问题。他强调“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从防止“出赫鲁晓夫”的角度出，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指出，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他强调，要使帝国主义预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的预彻底破产，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5项条件：（一）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二）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四）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取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堂”。（五）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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