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血雨腥风后，不出半月，整个西市，再无一个帮派敢向商户收取半分钱财。
帮派不能以勒索的手段获取钱财，便也不能再称之帮派了。
就这样，自西市成立之初便如附骨之蛆般的大小帮派组织，就此烟消云散，在西市匿迹。
接下来，轮到各行会组织了。
杨钊扫除帮派，最大的获利者便是行会。
本该是最底层的商户们获利的，没了帮派的敲诈勒索，再没人来骚扰他们的店肆，做生意赚来的钱能揣进自己的腰包里了，他们做生意的动力也更足了……可是很快，他们就被告知行会收取的会费增加了。
对行会来说，这无可厚非，你们商户不用再向帮派孝敬，当然就得孝敬给我们了。
行头们偶尔聚在一起，也不忘感激杨钊的恩德，毕竟没有杨钊替他们扫除帮派，他们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把捞钱。
然而他们也没能高兴太久。
没过几日，市集内各街道交汇处、各桥头渡口、各人流汇聚处，全部张贴出了计量署的最新榜文。榜文中，要求各行会重新厘定会费标准，并在三日内将会费标准及依据交于计量署，逾期不交者，将取消该行会的收费资格，另由计量署代收。
榜文中，计量使杨钊还诚邀各行会行头，于五月一日赴计量署聚会，齐商大计。
此榜文一出，各行会都炸开了锅。
在他们看来，既是行会，收取会费便是天经地义的事，此事与官府何干，凭什么计量署要插手此事？
他们也不敢跑去计量署跟杨钊闹，便私下里约在一起商议。
可各个行会收取多少会费，互相之间是保密的，全看各自的行业里能榨出多少油水来，所以他们虽凭着关系远近聚在了一起商量，却又不肯透露自己行的会费数目，因而也没能商量出个结果来。
但是三日之期，转瞬又降至。
各行会乱成了热锅的蚂蚁，杨钊心里也在犯嘀咕。
至今还没有一家行会交来他们的会费标准。
若是这些行会私底下联合了起来，一致抵制计量署的干涉，他也很难办。
行会不同于帮派，行会里的成员本身也是商户，它们的利益与大小商户们是深度绑定在一起的，因而无法像对抗帮派那样来对付行会。
也不可能真的如榜文上所说，将不交会费标准的行会通通取缔了。那怕只取缔一二十个行会，也会让整个西市陷入动荡，对西市的正常商贸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杨钊觉得不能干等下去。
尤其在眼下的局势里，双方互不信任，又互不沟通，只会让矛盾越来越大。
杨钊派人把前几日在萧氏柜坊事件中甘当代表的十几人找了过来，这些人一半都是行头，其余也是该行业内的资深商户，所以才会在之前被共推为代表。
这些人自杨钊接手柜坊、并推出新的计息方式后，对杨钊更是推崇，私下里没少四处宣扬杨钊的威名。
直到计量署针对行会会费的榜文一出，杨钊的声名在行会中急转直下，也让他们倍感尴尬。
他们也想来计量署打探虚实，因而得到杨钊后召见，立刻就来了。
那日充当代表的行头，共有九人，都坐在了杨钊的对面。
最胆大那名代表叫齐大力，是桥北生铁行的行头，他第一个朝杨钊发问：“杨员外，我齐大力是绝对信任你的，如果市集里还有哪个人敢敲诈商户，不消杨员外吩咐，我齐大力可以冲在第一个，替杨员外灭了他……可是，杨员外不准我们行会收会费，这着实叫我糊涂了。”
“榜文中，没有禁止你们收取会费吧？”杨钊用尽量客气的口吻反问道。
“会费本是我们行会自行商议的事，从不对外公开，如今计量署却要插手进来，让我们将会费标准上报审核，这不等于就是剥夺了我们行会的权利么？而且官府一旦介入，照此下去，下一步可不就是由官府代为收缴，并进而禁令行会收取了么？”另一名行头答道。
这就是由于隔阂而带来的误会了。
杨钊尽力解释道：“我让各行会上报收费标准，只是要监管行会的行为，以确保行会的收费合理，不至于损害了商户们的经商积极性，并无禁令之意。诸位多虑了。”
方才那名行头嘀咕道：“杨员外这话说的……行会里本身都是商户啊，像我们这几个人，说好点的是行头，但其实也只是各行里的商户，不过受了同行们的托付，替大家伙处理些琐事罢了。难道我们自己收自己的费，还需要官府来监控吗？”
这个时代还没有社会阶级说。
所以这些行头们还没意识到，当他们被推为行头，开始朝所谓的同行们收费时，本质上便已经不是普通商户了，与普通商户处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上，各自的阶层利益也已有了冲突。
杨钊换了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你们说你们是自己收自己的费，那我便问一个问题吧。每次你们在行内收费，商户们是极力拥护，积极地把会费交上来，还是十分抗拒，迫于无奈才交的费？是行内所有商户都齐心协力地把费交了，还是零零散散地部分人交了，另一部分人却拖着不交，非得你们多次催迫后才交纳……甚至有个别商户，无论你们采取什么方法，都拒不交费？”
面对这个问题，九个行头都把脑袋垂了下去。
答案显而易见。
齐大力出头为他们辩解了几句：“就像官府收租子，总有些刁民会抗税。我们行会里也是一些，总有个别刁蛮的商户不肯交会费，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
“那就不能说成是自己在收自己的费。难不成你把钱从自己的左手交到右手，也会心不甘情不愿？”杨钊下了结论。
这是一个无可争论的事实，九位行头意识到了，也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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