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之文苏轼写得自由随便的作品，还有赋体之文。两篇《赤壁赋》都打破了赋之常体，而成为一种新的文体。可以说是游记，也可以说是杂文。其中有叙事，有抒情，有问答，有议论，而且或韵，或散，不拘格套，既不同于骚体，也不同于俳体。例如其中一段有云：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赋之为体，从汉代开始，即可称为“赋体之文”。发展到宋代，到苏轼丫丫电子书，则更成为文之新体了。前人称宋人之赋为“文赋”，至于苏轼之赋，有人更断言曰：“直文耳。”
此赋不仅是“文”，而且近于杂文小品。罗大经《鹤林玉露》甲集卷6曾以此赋同司马迁的《伯夷传》比较，他说：“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其机轴略同。”罗大经对于两篇作品的诠释，并不准确，但他看到“机轴略同”，都是“文章绝唱”，则指出了此赋特点。文章与性情苏轼文章各体兼备，名篇不少，为世传诵的作品尤多。除上面讲到的几篇之外，政论如《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史论如《留侯论》、《贾谊论》，记叙如《喜雨亭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传记碑颂如《方山子传》、《潮州韩文公庙碑》，书信如《答谢民师书》，杂说如《日喻》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作品。此外，有些杂著如《志林》之论《汤武之事》、《战国任侠》，还有些铭、赞、题跋之论文艺等等，都是对于后代很有影响的文章。
苏轼一生，极少铭墓之作。他说过：“轼于天下，未尝铭墓。”所铭五人，如《司马温公神道碑》等，都是颇有深情的文字，不同于寻常谀墓之文①。苏轼文章总的特色是明快、真实。这同他的为人大有关系。他在《思堂记》中曾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及，已发而思之则无及，①洪迈：《容斋四笔》卷6《东坡作碑铭》。
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可以看出，苏轼为文，是以一吐为快的。因此，文章也就写得明快、真实。这样的话，苏轼说过不止一次。苏轼为人如此，也同欧阳修有些相似。当然这样的个性，一生之中，也是有变化的。当他阅世渐深之时，又曾说过自己早年为文，“诵说古今，考论是非”，“妄论利害，谗说得失”，乃是“制科人习气”，譬如“候虫时鸟”，只是“自鸣自已”，不足“为损益”②。又说：“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③凡此，都是有激而言，有为而发；但也确是有悟之言。
诗词成就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散文为最突出，但他的诗、词也都有极高的成就。以诗而言，苏诗不仅具有宋诗长于理趣的特点，而且具有他个人独特的品格。写于不同时期的作品，都能突现其人的真情实感。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此诗作于嘉祐六年（1061），苏轼时为凤翔签判，其弟子由曾寄他《怀渑池寄子瞻兄》一诗，故有此作。苏轼与弟二人友于情深，对于人生聚散无常，感触亦深。诗中有达语，亦有情语。
又如《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熙宁四年（1071）为杭州通判时所作。当时新法初行，苏轼不合时宜，转任外职。随物自适，顺口成吟。虽有友人规以“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语，但西湖所作仍然不少，此诗尤为绝调。王文诰称此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①，并不为过。
又如《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郭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云：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此诗作于元丰五年（1082），苏轼贬在黄州。身在贬所，苦中作乐。“人似秋鸿”，“事如春梦”，“白酒三杯”，“苍颜一笑”，这些词语，道出了自己贬居生活中特有的情调，非他人所能道。
又如《题西林壁》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为元丰七年（1084）由黄州改迁汝州，途经高安，因游庐山所作。《东坡志林》亦有记载。自谓“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当是有得之言。苏轼经过黄州之贬，阅世渐深，看山也渐识其真。论者或谓诗中蕴有哲理，其实在作者自己，仍是直抒感受，并非有意于推理的。
②苏轼：《东坡集》卷29《答李端叔书》。
③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①《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又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云：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睛。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自从哲宗绍圣以来，蔡京、章惇等新党执政，贬窜元祐党人。苏轼又遭再贬。最后贬到海南，直到元符三年（1100），始遇赦而还。此诗即作于赦还的途中。从“苦雨终风”到“云散月明”已经度过了多少岁月。“九死南荒”，而竟生还，轼虽达人，也不能不发浩叹。
苏轼之词，尤有特色，为世传诵者亦多。有些作品，也更体现性格。
例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二首，都是古今传诵的名篇。其豪情逸兴，并世罕有其匹，可不列举。在这样的名篇之外，有些作品，特色也是很突出的。这里且以《定风波》为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苏轼时在黄州。有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这是一首十分潇洒的词。不管风里雨里，而能行若无事，苟非脱屣世事，很难放达若此。“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兴到之言，也是有悟之言。
第三节苏辙颍滨遗老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苏轼弟。嘉祐初，随父兄到京师，与兄同登进士第。嘉祐六年（1061），应制举，“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①。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竟被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这时正值苏洵被命修礼书，而苏轼出签凤翔判官，苏辙乃请求养亲京师。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苏辙与轼丁父忧后复至京师。次年，上书论事。时王安石执政，出青苗书使苏辙熟议，检校文字。苏辙指出：“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这番话讲得相当透辟，王安石听后，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以后青苗法推行起来，苏辙又上书王安石，力陈不可。于是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随张方平历任陈州教授、南京判官等职。
①《宋史》卷339《苏辙传》。
元丰二年（1079），苏轼下御史台狱，贬黄州。苏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以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复为右司谏。哲宗元祐初，辙在京师，多所论议。这时司马光改革熙宁之法，改雇役，复差役，苏辙极言不可。苏辙的这类政治主张，与苏轼基本相同。元祐四年，为吏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同年，为贺辽国生辰国信使，出使契丹。绍圣初，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苏辙上书谏，哲宗不悦，落职知汝州。此后连贬数处。徽宗即位，蔡京当国，苏辙又被降职，居许州，于是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政和二年（1112）卒。有《栾城集》，自撰《颍滨遗老传》。
政论与史论苏辙一生学问，深受父兄影响。他在《历代论引》中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现在看来，苏辙之学，也是“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的。他虽自称“其学出于孟子”，而实则“遍观乎百家”（见《上两制诸公书》）。在《历代论》中多论古今得失成败，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于此。
苏辙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但韩、欧辟佛道，而苏辙不然。
苏辙的文章，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与父兄相比，虽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点。文章存者不少，最见功力者是政论和史论。《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确切。《宋史》本传称他“论事精确，修辞简严”，于此可见。其上篇有云：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具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此天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
这几句话是说得切中时弊的。这是总的论断，对于具体问题，他也有具体分析。其中篇有云：故尝以为当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并起，而百善并废。何者？天下之吏偷情苟且，不治其事，事日以败，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骄脆无用，召募日广，而临事不获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财，出之有限，而用之无极，为国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
“冗吏”、“冗兵”、“冗费”，是当时朝政的三大弊端，北宋一代，政治得失，集中表现于此。自王禹偁、欧阳修以来，多有这样的观感。苏辙所言，自然不算创见。但他将这样的时局形容得恰如其分，所谓“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则确可说是“精确”而“简严”。所谓“三不立”，也写得言简意赅，“简严”之至。
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论》，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论汉光武、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和苏轼相比，特点确在于“稳”。但有时也作翻案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论冯道一篇。此文有云：冯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议者讥其反君事雠，无士君子之操。大义既亏，虽有善不录也。吾览其行事而窃悲之。求之古人，犹有可得言者。
冯道被人讥为“反君事雠”，苏辙以为不然，所谓“求之古人”，即以管仲晏婴为例。齐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死，又从而相之。孔子许之。崔杼弑齐庄公而立景公，晏婴不亡不死，君子亦以名臣许之。苏辙认为冯道虽不及管、晏，但未可厚非，文章继续写道：盖道事唐明宗，始为宰相，其后历事八君。方其废兴之际，或在内，或在外，虽为宰相，而权不在己。祸变之发，皆非其过也。明宗虽出于夷狄，而性本宽厚，道每以恭俭劝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灭晋，耶律德光见道，问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顾夷狄不可晓以庄语，乃曰：“今时虽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罢杀戮。中国之人赖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师，隐帝已没，太祖谓汉大臣必相推戴，及见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辞。太祖意沮，知汉未可代，乃立湘阴王为汉嗣，而使道逆之于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语，公毋使我为妄语人。”太祖为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汉。篡夺之际，虽贲育无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谈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议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于五代，立于暴君骄将之间，日与虎兕为伍，弃之而去，食蔽蕨，友麋鹿，易耳，而与自经于沟渎何异？不幸而仕于朝，如冯道犹无以自免，议者诚少恕哉！对冯道的为人处世，从薛居正到范质、胡瑗、富弼、王安石等，都曾有所肯定，到欧阳修才大加贬抑。苏辙所谓“少恕”，可能即指欧著《新五代史》而言。冯道在《新五代史》中是列入杂传的。欧阳修在《杂传》的序中曾说：“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欧阳修说冯道“可谓无廉耻”，而苏辙认为“议者诚少恕哉”。
这样的文章，议论不同于欧阳修，可谓敢于立异；不过，苏辙一介书生，涉世可能尚浅，像冯道这样老于官场的“长乐老”，其“成败得失”，恐亦难于如此论定。
《历代论》也论到了佛老问题。例如论梁武帝，便涉及佛老。他的看法既不同于韩愈，也不同于欧阳修。其文有云：东汉以来，佛法始入中国，其道与《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谓形而上者，而汉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晋以后，略知之矣。好之笃者，则欲施之于世；疾之深者，则欲绝之于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
说“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这和柳宗元的见解有些相似。苏辙和柳宗元都不是佞佛的，只是当他们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之后，才寻找寄托。苏辙在《逍遥聪禅师塔碑》一文中说：“予元丰中以罪谪高安，既涉世多难，知佛法之可以为归也。”这和柳宗元在永州的心境也是相似的。
梁武帝佞佛，曾受世人许多非议，认为他以佞佛亡国，但苏辙以为不然，他最后还指出：“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圣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这是对老佛之道极高的称赞。这样的文章，写于韩、欧大力辟佛之后，可以说是勇于独立思考、敢于独抒己见、写得比较自由随便的。
书信杂文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在于政论和史论，史论之文，尤所尽心；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还是书信杂文。例如十九岁时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讲自己初到京师，“非有求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而所愿者，只是“一睹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初生之犊，年少气豪，既不同于韩愈《上宰相书》那样卑躬屈节，也不像李白《上韩荆州书》那样纵横使气。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
与此书相类者，还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都是年少气豪之作。
到了晚年，所为书札，出语虽有所收敛，但依旧洒脱自然，例如《答黄庭坚书》云：辙之不肖，何足以求交于鲁直？然家兄子瞻与鲁直往还甚久，辙与鲁直舅氏公择相知不疏，读君之文，诵其诗，愿一见者久矣。性拙且懒，终不能奉咫尺之书致殷勤于左右；乃使鲁直以书先之，其为愧恨可量也？自废弃以来，颓然自放，顽鄙愈甚。见者往往嗤笑，而鲁直犹有以取之。观鲁直之书所以见爱者，与辙之爱鲁直无异也。然则书之先后，不君则我，未足以为恨也。比闻鲁直吏事之余，独居而蔬食，陶然自得。盖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于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无酒，嵇无琴，则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独颜氏子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也。今鲁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过人远矣，而犹以问人，何也？闻鲁直喜与禅僧语，盖聊以是探其有无耶？
这样的笔墨，很似苏轼。二苏早年之文，气象虽不尽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观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语。二苏相比，苏辙之文，未可以一“衰”字尽之①。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其中《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以“造语奇特”见称。其文有云：元丰三年，余得罪迁高安，夏六月，过庐山，知其胜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阳，入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相倚。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震棹不能自持，虽三峡之崄不过也。故其桥曰三峡。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院据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茜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将压焉。王士禛《香祖笔记》卷12云：“颍滨《栖贤寺记》造语奇特，虽唐作者如刘梦得、柳子厚妙于语言，亦不能过之。”并引其中“入栖贤谷”一段文字而后云：“予游庐山，至此，然后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画图，后人不能及也。”苏辙之文，本来不是以“奇”见称的。《黄楼赋》“稍自振厉”，即被疑为苏轼所作，则此文之“造语奇特”，也就自然为人所称了。
苏辙还有一篇《东轩记》，造语虽不甚奇，却是写得更加“如其为人”
的文章。其文有云：余既以罪谪监筠州盐酒税，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处，乃告于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怜其无归也，许之。岁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补其圮缺，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莫出入其傍，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这一篇“记”也是写得有些特色的。作“东轩”以为“宴休之所”，却不得一日“安于其中”，而日日忙于“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此情此景，是和历来文人雅士作轩亭以自适者大异其趣的。文章最后还说：希望有那么①朱熹：《朱子语类》卷139《论文上》。
一天，“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宦情淡薄，文章亦自澹泊。这样的笔墨，也是“如其为人”的。
苏辙为文的特点，苏轼曾有评论，他在《答张文潜书》里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茅坤在《苏文定公文钞引》中也有评论，他说：“苏文定公之文，其镵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西汉以来别调也。”茅坤所言，承袭苏轼之说，而更为客观。至于苏辙自己则说：“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①从二人相异之点看来，自然不错；但苏辙只言其异，未言所同。从其相同之点看来，茅坤所论，是比较全面的。
苏辙之诗苏辙之诗，无甚可称者，但有些作品，冲淡质朴，也有特色。例如《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之一云：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学从社稷非源本，近读诗书识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春蔬新种似吾乡。闭门已学**缩，避谤仍兼雉尾藏。
嘉祐六年（1061），苏辙与兄轼同试制科，他在《制科策》中对于宫廷奢靡、吏治败坏等等现象，直言不讳，因而不得高第，除为商州军事推官。苏辙辞不赴任。嘉祐七年十月，苏轼作《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诗三首，于是辙乃有此次韵之作。
辞官不赴，自谓“才疏”，自是有激之言。“闭门”、“避谤”，亦皆有为而发。这是早年的作品，写得洒脱自然，颇见个性特点。
又如《游西湖》云：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
这是苏辙晚年的作品，时当新党蔡京等人执政，元祐党人累遭迫害，苏辙筑室于许州，闭门不出，与早年之“闭门”遥相对应。从他一生的经历看来，始终皆以直言而不见容。故以“闭门”始，以“闭门”终。这样的作品，亦颇见性情。
①见苏籀：《栾城先生遗言》。
第四十一章周敦颐程颢程颐第一节周敦颐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北宋在庆历之前，学术思想从总体上说，基本还是固守在传统的经学范围内，没有创新。皮锡瑞说：“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凌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①但是，学术思想已经孕育、产生突破旧格局、旧体系的因素。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种情况是对传统经学不满。有的学者已经在“通释、老之书，以经史传致精意，为一家之说”②。有的反对“治一经或至皓首”，主张治学的人当作“一以贯之”的达者③。有的主张，治经应当“不惑传注”。这些虽一时还未形成大气候，但确实是促使旧儒学裂变的因素。第二种情况是疑古逐渐地由萌发到成为一时风气，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则成了治学的风尚。由于社会危机的发展，旧儒学无力，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儒学的变化已是不可避免。理学，有的称之新儒学（Neo-Confucianism），遂应运而生。
理学经历过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理学的先驱是胡瑗（安定先生）、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这三人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与胡瑗是同学，石介又师事孙复。
宋初三先生开学术风气之先，对有宋一代学术的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一中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胡瑗论性、论情、论欲，这些后来都成为理学讨论的重要命题。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突出“尊王”的思想，从理论上说明封建等级礼制的规范不可破坏。他说：《春秋》始隐者，天下无复有王也。
《春秋》之义，非天子不得专杀。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敌，非茅戎可得败也。
《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执，况大夫乎。
孙复斥佛老，宣传道统论；提出“道”等有关的概念。石介着重阐发韩愈的道统说。他排列从伏羲经文、武、周、孔而下接韩愈的道统，主张要恢复孟子以后中绝的孔子之道。
胡瑗（993—1059），13岁通“五经”。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以太常博士致仕。他教学不注重章句、训诂，以经术教授吴中，所授为“明达体用之学”，重在“六经”之义理。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在于讲明“六经”；治事重在治民安生、讲武御寇等。仁宗下令将其所创的“苏湖教学法”取以为太学法。而为生徒所爱重，弟子数千，经常去求教的有数百人，又各以所习的经义转相传授。这些门人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声势，“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四、五”。在这一政治上有相当影响的庞大学术集团①《经学历史·八经学变古时代》。
②《东都事略》卷46《晁迥传》。
③《东都事略》卷39《田锡传》。
的推动下，其时学风发生很大变化。①胡瑗的著作主要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口义》、《春秋要义》等。
孙复（992—1057）长胡瑗一岁。四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任过州县佐吏，后为国子监直讲，迁殿中丞。其代表作品为《春秋尊王发微》。石介（1005—1045），天圣九年（1031）中进士，任郓州、南京推官、嘉州军事判官、国子直讲，至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父母去世，石介曾躬耕徂徕山下，以《易》授徒。著作主要有《徂徕先生集》。
庆历时期，理学兴起。在齐鲁、浙东、浙西、闽中、关中及四川各地都有一批重要的理学人物。全祖望称这种学术形势是：“庆历之际，学统四起。”②理学进一步发展，便形成几个主支，这就是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的洛学以及邵雍的象数学。
关于周敦颐在宋代理学史上的地位，历代学者的看法有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周敦颐在理学史上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二程的洛学与濂学不存在传承的关系。另一种意见认为周氏学术为洛学渊源所自。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濂学与洛学虽不能说有渊源关系，二程没有传周敦颐的学术，但洛学与之相通。从学派传承上说，周、程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在思想上，不能说没有关联。从理学的发生、发展上看，周敦颐无疑有他的重要地位。
尽心职事，奉养至廉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属湖南）人。
15岁时，父周辅成去世。依舅父郑向，郑向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周敦颐被舅父看作是有出息的孩子，爱若己出。20岁时，因郑向叙例荫补试将作监主簿。历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桂阳县令，改大理寺寺丞，知洪州南昌县。40岁，改太子中舍人签署合州判官事，在合州四年多。45岁，解职还京师，次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英宗治平元年（1064）通判永州，在永州三年。治平四年（1067）秋，摄邵州事。后为赵汴与吕公著荐，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称职，迁虞部郎中，提点本路刑狱。
周敦颐为官尽心于政事，断案公正清明，早在分宁县期间，因清理积案而为人所称道，迁南安军司理参军。当时，转运使王逵断案失实，但因畏其权势，无人提出异议。周敦颐敢于力争，并且申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最终使王逵折服，从而纠正了一件错案。他尽职于事，一直为当地百姓所怀念。提点广南东路刑狱任上，这个地区多是荒崖绝岛，人迹罕至，疫疠流行。他为了了解案情，还是到各处查询，以洗冤情，但“竟以此得疾”。熙宁五年（1072）因病乞求知南康军，移居庐山莲花峰下。赵汴再次推荐，但此时周敦颐病情沉重。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周敦颐与世长辞。嘉定十三年，赐谥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周敦颐为官清廉，潘兴嗣在墓志铭里写出亲见的事实：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在南昌时，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苏。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数百，莫不叹服。此余之亲见也。①50000528_06_0①《宋史》卷427《周敦颐传》。
②《宋元学案》卷6《士刘诸儒学案》。
周敦颐为时人所敬重。他在郴州、合州、邵州等地都兴学校，开讲学之风。在南康军任上时，程珦使程颢与程颐前往受学。周氏为官三十余年，志在求道，其为学途径也是出入释老而后反求诸“六经”。但他的讲学又更多带上道家的修养色彩，说：圣可学，“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处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则庶矣乎。”②《太极图说》与《通书》周敦颐的哲学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与《通书》。《太极图》与陈抟有一定的关系。朱震说陈抟所传的路径不同。一是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另一条传授是到了穆修后，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还有一种说法，是《先天图》与《太极图》都传到周敦颐。是否有这样的严整的学脉系统，还要考定，但从学术体系上说，可以肯定一点，周敦颐接受道家的影响，接受后又对之作了根本性的改造，将它和以诚为本的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为一种新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太极图说》是“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
《太极图说》内容如下：自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云：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以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周敦颐通过对《太极图》的解说，以太极为本体，提出他的宇宙观、世界观。由阴阳刚柔的变化，说明万事万物与人类的产生；进而提出形、神以及性、欲、善、恶、仁、义、“道”等范畴、概念。
《通书》则以诚为本，说：“诚者，圣之大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①“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②诚，成了世界包括精神世界的本源。濂溪由此进一步阐释他的清心、无欲修身及政治方面的观点与伦理道德等观念。《通书》用“理”，说明封建社会的等级礼制与名分，“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③后人论周敦颐学术时，说：“《通书》四十章，皆错综以阐太极之蕴，然其义各有攸当。”①“《太极图》得《通书》而始明。”②②《通书·圣学》。
①《通书·诚上》。
②《通书·诚下》。
①李光地：《榕村通书篇》。
②《朱子语类》卷94《通书》。
周敦颐以无极、诚为本，由此在学理上构造出一个理论框架，提出本体论、宇宙观、运动观、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因此在理学的发展史上作为一个发端，有他一定的地位。“若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③。但他的理论简略，对诚与太极的关系也没有作出严密的论说，有其不成熟的地方。
第二节程颢程颐洛学在宋代理学各派中是最主要的一支，其创始人是程颢与程颐兄弟。
程颢辞世早，是程颐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两人思想不完全一样，但从大的方面说，是一致的；因此，研究宋代理学，通常“二程”并称。
游宦讲学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两人相差一岁。世称颢为“大程”，颐为“小程”，合称“二程”。祖籍为安徽徽县，五世祖居中山博野（今河北定县），高祖程羽在宋初，官至兵部侍郎，太宗朝为三司使。曾祖程希振为尚书虞部员外郎等，死后葬河南伊川，并迁家河南（今洛阳），遂为河南人。祖父程遹，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亲程遹以世家的荫庇为官，为黄州黄陂尉，历知吉州庐陵县尉，润州观察使，改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龚州、磁州、汉州等，以太中大夫致仕。死在其子程颢卒后一年，也就是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85岁。
程颢10岁写了一首题名为《酌贪泉》诗，诗中写道：“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十二三岁，进学如老成人。其弟程颐数岁能诵《诗》、《书》，大约是家庭环境造成他们的这样一种气质。
程颐十四五岁，与哥哥程颢一道受业于周敦颐。十七八岁读《论语》，能领略其中的精义。程颐18岁，给仁宗皇帝上书，希望仁宗皇帝“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但没有什么反响。嘉祐元年（1056）二程至京师，与张载论学。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程颐为文，为胡瑗赏识，延以学职。
嘉祐二年，程颢中进士，调京兆府鄠县主簿。嘉祐五年，调上元县主簿。在任时行均田法，有成效。后摄上元邑令事，颇有政声，在处理诉讼刑狱方面很有成绩。英宗治平二年（1065）移泽州晋城令。在晋城任期，教民知孝悌，兴学校，移陋俗，理财以富民。治平四年（1067），秩满，改任著作郎。此前，吕公著曾荐程颐，程颐“自以为学不足”，不愿出来任职。后来，程珦改知汉州，二程随父亲同往。程颢不久离开四川回京师；程颐一直到39岁，也就是熙宁四年（1071）才随父亲回京师开封。其间与张载书函往返以论学。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行新法，以程颢为属官。王安石奏请派苏辙、程颢等八人往各地视察农田、水利及赋役等方面推行新政的情况。八月，因吕公著的推荐，授程颢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上《论王霸札③《宋元学案》卷11《濂溪学案上》“黄百家按语”。
子》、《论君道》、《论十事札子》等，反对“荆公新学”，论说君王当行王道，要得天理之正。他同吕公著、孙觉及张载的弟弟张戬等极力论说新法的不便。程颢数度上疏，言论不被采用，熙宁四年（1071），与王安石不合，安石“犹敬其忠信，但出提点西京刑狱，又改差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程颢去澶州赴任。
熙宁五年（1072）程颢罢归回洛阳，遂与程颐讲学洛阳，“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这以后十余年，直到辞世，讲学是程颢的主要活动。这期间，曾监西京洛河竹木务，元丰元年（1078）差知扶沟县事，四年罢。二程一同论学。元丰六年监汝州酒税，元丰八年（1085）哲宗继位，程颢改承议郎，六月召程颢为宗正寺丞，未行，即病逝。嘉定中赐谥“纯公”。程颢在这一时期，讲学洛口，对洛学的建立至关重要。洛阳不但聚集了一批反对新法的人，如司马光、吕公著、邵雍等；而且有一批学人师事程颢，逐渐形成一个学派。下面摘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大程讲学的盛况：（颢）归洛，从容亲庭，日以劝学为事。先生经术通明，义理精微，乐告不倦，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
（程颢）居洛几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必合乎规矩准绳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德劝义；行李之往来过于洛者，苟知名有识，必造其门，虚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敛衽而诚服。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①50000528_11_0程颢死后，门人转师小程；关学不少人，又转入洛学门下，洛学大盛。二程（主要是大程）在洛阳讲学，为洛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立理学根基程颢在理学形成中的地位，可以以程颐的两段话说明。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程颐以为周公以后，圣人之道不行，孟子死了以后，圣学不传。直到1400年以后，是他的哥哥程颢“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程颐列出道统，说1400年时间都没有人能传圣学，只有程颢才把圣学恢复，实在说，言过其实。程颢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为洛学的建立作了发端工作，二是接受一批从学门人，“成就人才，于时为多”②。
程颐在程颢之后，完成了理学体系的构造，后人说：“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则洛学之统且中衰矣。”③这种看法合乎事实。
程颐说自己为学历程是：40岁以前读诵，50岁以前研究其义，60岁以前反复?绎，60岁以后著书。①程颢去世，程颐是53岁，这以后，程颐进一步倡明道学。是年，朝廷授他汝州团练推官。次年即哲宗元祐元年（1086），②《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墓表》。《宋史》卷427，《程颢传》收录程颐序，但文字有小讹。③《宋元学案》卷15《伊川学案上》。
①《程氏遗书》卷24。
除承奉郎，再授宣德秘书省校书郎。程颐辞并乞召见。三月至京师，召见，擢崇政殿说书。他不断向太皇太后上书、上疏，大谈辅养人主之道，要年幼的哲宗涵养气质。程颐批评朝规，褒贬议论无所顾忌。朝中上下与程颐不合者多。当时，朝中又爆发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与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刘挚等为首的朔党之间的斗争。程颐被劾，罢崇政殿说书，差管西京国子监。元祐五年（1090）父死，丁忧。七年，权判西京国子监职。
哲宗亲政，绍述新政，程颐与其他反对新法的人，成了打击的对象，被目为“奸党”，程颐是其中的主要成员。绍圣年间，放归田里，回洛阳。绍圣四年（1097）送涪州编管。程颐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在注《周易》，与门人弟子讲学。元符二年（1099），程颐67岁，他的主要著作《易传》完成，这标志着洛学的学术体系形成。
徽宗即位，徙峡州，俄复其官，又夺于崇宁。大观元年（1107）卒于家。嘉定中谥“正”。
天下只一个理二程的著作，汇集在今人编的《二程集》中，计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程氏文集》、《程氏经说》、《程氏粹言》及《周易程氏传》（《伊川易传》）六种，其中多数是程颐的著述。程颢的思想集中在《识仁篇》中，是他的学生吕大临把大程的有关言论记录下来，成为语录（见《二程集·程氏遗书》卷2上）。另一种是他答张载书信中讨论定性问题的《定性书》（见《二程集·程氏文集》卷2《答横渠张子厚书》）。
程颢与程颐的思想一致而有殊。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①二程共同奠定了理学理论。但又有差别。程颢强调道德涵养、物我合一。他说：“一人之心即万物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②谈到定性问题时，程颢以为：“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③在理学史上，他是心学滥觞者。由程颢而谢良佐，到了南宋，陆象山进一步构造心学的完整理论。
程颐的代表作是《伊川易传》，也是理学的经典作品。强调“理”是世界的本原，由此而演绎出一套理学的理论。程颐的学术经杨时、罗从彦，李延平得到发展，朱熹继承、发展了二程的理学，又吸收诸家的学说，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程颐认为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则只是敬此者也。”④但是世界各个事物各有其特殊情形，各有其理。他说：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致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①50000528_14_0这就是“理一分殊”的思想。这个思想也指明求理的途径：物虽有差异而理①《程氏外书》卷12。
②《程氏遗书》卷2上。
③《程氏文集》卷2。
④《程氏遗书》卷2上。
同。求理离不开个别事物与个别的认识。二程说：“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复研究而思索之，求止于至善，盖非一端而已也。”②由于天理是先验的，所以要通过各办法，求出天理，而格物致知最终就是要验证这种理，体验天理的永恒。在二程看来，天理，又是封建纲常名分等级制度。维护纲常，就是治道，就是维护天理，就可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他说：夫天下国家，必纪纲法度废乱，而后祸患生。圣人既解其难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则当修复治道，正纪纲，明法度，进复先代明王之治，是来复也，谓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③50000528_14_2程颐在《易传序》中提出“随时变易以从道”的社会变革观，一方面，他看到“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④。“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补”⑤，认识到复井田、行封建的办法，行不通。另一方面，他主张在变革中要“审虑慎动”，要用“包含宽容”的态度对“近戚”“贵家”。这里明显可以看出他的理学变革观的实质。
总之，二程所奠定的理学，是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它包括哲学观、历史观、认识论、人性论以及伦理道德思想、社会变革论等各个方面。
②《程氏粹言》卷1。
④《伊川易传》卷3，“恒”。
⑤《程氏粹言》卷1，《论政篇》。
第四十二章邵雍张载第一节邵雍邵雍（1011—1077），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等，后谥康节，祖籍范阳（今属河北）。曾祖邵令进以军职事宋太祖，家始居于衡漳。其祖邵德新、父邵古“皆隐德不仕”。后邵雍随父迁到卫州共城（今属河南），又迁河南（今洛阳），成了河南人。
刻苦厉学《宋史》本传说他少年时代就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以后又游历四方，“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足迹遍及大河上下、淮汉之滨，这使他有机会增长阅历，认识社会。
邵雍不久回到共城，据其子邵伯温说，是因为祖母太思念他，以致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邵雍为孝事母亲，从此不再出远门。①由于家境艰难，邵雍“躬自爨以自养”。父亲迁家城西北苏门山，邵雍筑室在百源之上读书。其时，权共城县令李之才很器重邵雍，向他传授儒家经籍。邵雍也更加刻励，据说是三年不设榻，昼夜危坐以思；把一部《周易》抄写下来，贴在四壁上，每日诵读。听说汾州有位任先生精于《易》，便前去求教。李之才为河阳司户曹，邵雍跟随前往，住在州学中，生活相当贫困，节省饮食费用买灯油。京城来的官员被他这种刻苦精神所感动，赏以纸笔。
邵雍师事李之才，对他今后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由李之才处受《河图》、《洛书》及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这个学术渊源可上溯到陈抟。陈抟传《图》、《书》给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邵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融儒道为一炉，在北宋的理学中，创立象数之学。他的贯通宇宙自然、人类历史社会的见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南宋的朱熹说：邵子“腹里有这个学，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①。
仁宗康定元年（1040），邵雍30岁葬其双亲于伊水之上；庆历年间，过洛阳时，爱其山水之美，产生在此定居的念头，直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才实现这一愿望。
迁居洛中在门生侯绍曾的帮助下，邵雍从共城迁至洛阳，开始居在天宫寺三学院。生活相当艰难，“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邵氏之乐，不仅在洛中的山水之美，有一个安宁的环境从事学术上的追求；更在于洛阳城先后有一批与他志趣相投的人士住在那里。邵雍的住处，几经周折，最后在富弼、司马光等人的帮助下，得到一座宅园，有屋三十间，住宅之园有水竹花木之胜。邵雍为自己的住宅起名叫“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赋诗说：“七①《朱子语类》卷100《邵子之书》。
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邵雍后半生三十余年是在洛阳度过的。从表面上看，他远离政治。嘉祐中，朝廷下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推荐，授试将作监簿，邵雍不赴任。宋神宗时，御使中丞吕诲及三司使吴充等荐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邵雍三辞不许，但受命即引疾不起。但这并不能说明邵雍脱离世事。王安石变法的熙宁新政如火如荼地开展，触动朝野每一个人，邵雍也不可能忘情。当时洛阳先后聚集了如吕公著、司马光、富弼以及程颢、程颐兄弟反对变法的人士。邵雍与他们交游唱和，来往密切。司马光以兄事邵雍，富弼有疑难时，还得去请教邵雍。新法推行最激烈时，一些州县官想辞官而去，邵雍鼓励他们要继续留任，说：“此正是贤者所当尽力之时。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邵雍凭借自己的学术上的影响，加上他能平易近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所以他也是洛中一位风云人物。《宋史·邵雍》传中说：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养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可见邵雍在洛中人仁心目中，是很有地位的。神宗熙宁十年（1077）七月，卒，终年67岁。
《皇极经世》邵雍的著作流存下来的有《皇极经世》和《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一书计12卷，统称《观物篇》，其中又分观物内篇、观物外篇。朱熹说：“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①他的儿子邵伯温解释这部书名，说：至大谓之“皇”，至中谓之“极”，至正谓之“经”，至变谓之“世”（见王植《皇极经世全书解》卷6）。
对此书的内容，邵伯温作了说明：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焉。②50000528_18_1又说：其所著《皇极经世》书，以元会运世之数推之，千岁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极为堂奥，乾坤为门户，包括“六经”，阴阳刚柔行乎其间，消息盈虚相为盛衰，皇王帝伯相为治乱，其肯为训解之学也哉。③50000528_18_2邵雍这部书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宇宙观、哲学观、历史观、社会变革观。
一、先天易学和邵雍的哲学观。邵雍以《易》学为根基，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观与哲学观。邵雍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认为这种图式是伏羲所画，即所谓的先天图；并由此演绎出各种图式，以说明宇宙、天人、古今的联系与变化。
邵氏的卦图没有完全传下来，南宋朱熹将先天图归结为四种，即：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邵雍用图式说明宇宙、世界的本原是太极、是道。他说：“生天地之始者，太极也。”①而“道”为太极。所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①《朱子语类》卷100《邵子之书》。
①《观物外篇》。
②。由太极而两仪、阴阳、动静的变动，于是化生出万物。邵雍说：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之交，而地之用尽之矣。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
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道尽之矣。由太极而形成世界万事万物。天之日月星辰生出寒暑昼夜，寒暑昼夜变化为万物情性形体；地之水火土石生出雨风露雷，雨风露雷化育出走飞草木，进而生出动植物。“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之矣”。人也产生了，但人灵于万物，原因是人的形体兼有动、植物的优点，又有动植物作为生活资料，由此进一步造成了机体、机能上的差别。“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人之用也；目耳口鼻者，万人之用也。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①。
但太极在邵氏那里又是“心”，“心为太极”②，在《渔樵问答》中他明确地说：“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就是吾心。”这就可以看出他的宇宙观、哲学观的实质。
邵雍的图式，以八卦、六十四卦构成，由下而上，由动静之变，展示由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一是太极，是不动的，“夫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③。世界又是“数”所生。但是他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这就是程颢称为“加一倍法”，朱熹说“一分为二”法，“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④。这种思维方法又有辩证的因素。
二、元会运世说与邵雍的历史哲学。邵雍历史观有两点较为突出，一是把人类社会史作为整个宇宙变化的一个部分；二是他的古今相对论。古今在天地间，也只是“旦暮”，以今观今，则谓之今，以后观今，则谓之古。以今观古，则谓之古，以古自观，则古也是今。这是他的“观物”思想在历史上的运用，古今相对，古今转化，古今一道。
所谓元、会、运、世，是区分时间的一种办法。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元是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古今概念是相对的，时间是无限的，元、会、运、世，每一个又可以作为参照点，以此为准，各有元会运世的系列，进而有“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辰经辰”。时间是无限的，元会运世之数也是无限的，世界不停地由开物到闭物，也就是从开辟到毁灭作周期的循环。这既是他宇宙观的一个内容，也是他的历史运动观。这种历史循环论里面包含宇宙不尽和世界事物暂存的思想。
邵雍用表谱具体地显示出，中国历史自唐尧至五代，在宇宙的一个开物②《观物内篇》。
①《观物内篇》。
②《观物外篇》。
③《观物外篇》。
④《朱子语类》卷67《程子易传》。
到闭物的周期中，只是一个很小部分。历史和各种事物一样，是一个兴衰变动的历程，就中国历史说是一种皇帝王霸变化的过程。邵雍说：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藩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①50000528_21_0邵氏的皇帝王霸说，是一种对盛极而衰、乱极而治的具体的表述。他把历史看成是在运动中向后退，但对他的历史观点要作具体分析。首先，五代是“乱极”，那么，北宋自然是盛世了，历史又不完全是在倒退。他临终前，为自己生在、长在、死在太平世而感到安慰，和他的历史观是一致的。其次，皇帝王霸的提法，是表示政治上的特点。皇：“无为”；帝：“恩信”；王：“公正”；霸：“智力”。所以后代能不能成为治世，关键要看君王怎样治理国家。他推崇“无为”而治，恰是把道家的思想糅进历史盛衰论中去。由此，他又提出历史变革的“因革”论，他认为“因而因者”，是千世之事业，而可因则因，可革则革，则是万年之事业。这同样是把道家的顺自然的思想，纳进社会变革论中去。这些地方正反映了邵雍思想的特征。
第二节张载张载（1020—1078）①，字子厚，世居大梁。祖父张复在真宗朝为给事中，集贤院学士，赠司空。其父张迪仕仁宗朝，终于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由于家道清寒，张迪死后，全家便侨居凤翔郿县（今属陕西）横渠镇之南大振谷口。张载的学术又称为横渠之学，他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关学。张载的思想在北宋的理学中，同二程的理学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在理学形成过程中有独特的地位。后人说：“其门户虽微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②少年喜言兵少年时代的张载兴趣广泛，无所不学，是个有志向的人。宋仁宗时，北宋与辽矛盾缓和，但在西北地区，与西夏的矛盾上升，交争更为激烈。张载是一个关心国事的青年，尤喜谈兵事，与邠人焦寅交游，两人志同道合。张载想联合一些人，夺取洮西的失地。
仁宗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与韩琦任陕西经略安抚使。范兼知延州。张载时年21岁，上书谒见范仲淹，呈述《边议》九条，显示他的干略与器识。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说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宋史·张载传》把“责之”，改成“警之”。而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卷15记载这件事只是说：范仲淹对张载“馆于府第，俾修科制”。以事理度之，作为坐镇一方的帅臣反对青年人言兵，不合情理。范氏只是鼓励青年张载作出更大的成就。事实上，张载一直到晚年仍然关心国事，还在言兵。保存在《张载集》中张氏的言兵的①有的著作及工具书系张载卒年在1077年，误。张载卒于熙宁十年十二月乙亥。熙宁十年虽是1077年，但是年十二月乙亥，应是1078年。
文字就是明证。
求诸“六经”
就张载的学术发展说，见范仲淹是一件大事。张载读《中庸》并不满足，研读释、老之书，但没有收获。于是反过来从“六经”中探求学理。张载求道，俯读仰思，求之于“六经”而后得。后人把张载称作为范仲淹门人，认为其学出于高平之学，是基于这层考虑。但从学脉上说，这种看法，不能成立。
张载研求“六经”，同时与当时二程、邵雍相互交往、问难。嘉祐元年，张载至京师。程颢同张载在兴国寺讲论终日，为一时盛事，①从辈份上说，张载也是二程的表叔。在学术见解上，程颢同张载存在分歧，但二程很尊重张载，说：“观吾叔之见，至正而谨严。”②特别是张载的《西铭》，尤其为二程称道。对门人杨时贬低《西铭》的议论，程颢很不高兴，称：“《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西铭》是“明理一而分殊”的作品。③杨时称：“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④甚至张载的门人吕大临在作《横渠先生行状》时，也说：张载见二程，“尽弃其学而学焉”。程颐严厉批评这种说法，说：“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⑤有一件传闻：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横渠乃归陕西。⑥50000528_24_5这段记载也见于《宋史·张载传》。但明显不合事实，程颢准备应试至京师是在元祐元年，次年程颢应举得官，张载也于是年中进士。嘉祐三年，张载与程颢论定性问题。岂有程颢于元祐元年一到京师，通过辩论，张载就败回陕西？应该说，张、程是在相互吸收、相互论难中发展各自的学术。张载通过比较后，也有信心，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①张载不是坐而论道，他读“六经”以求治人之道。他希望按照《周礼》的办法，行井田，以解决社会上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不均带来的危机。张载深知这个办法不能行之于天下，但却要验之一乡。所以他与一些人议论要买田一方，画成几井，按三代的办法，实践自己的想法。这件事没有能做成，但反映了他在探求“六经”方面的一个特点。
创立关学①《程氏遗书》卷2上。
②《程氏文集》卷9《答横渠先生书》。
③《程氏文集》卷9《答杨时论西铭书》。
④《杨龟山集》卷5。
⑤《程氏外书》卷11。
①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嘉祐二年（1057）张载登进士第，任祁州司法参军，又迁丹州云岩令，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任职期间，在兴教育、变风俗、关心民瘼以及断狱案诸多方面，颇有政声。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冬，被召入对，神宗询以变法事，张载以“复三代为对”。除崇文院校书。但他同朝中执政大臣议论不合，次年，他的弟弟张天祺因为极力反对新法，受到贬斥。张载不愿在京师呆下去，请求回故里。
此后六年多在横渠镇的岁月里，张载生活贫困，但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忘也”。他说自己的追求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认为“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②又说：“学者观书，每见每知新意，则学进矣。”“万物皆有理，如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③他作诗说：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枝。④50000528_26_3他的执著追求和探索，精神感人，“闻者莫不动心有进”。一批学人师事张载，形成一个学术群体。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吕兄弟执弟子之礼。苏昞、范育、游师雄、种师道等，先后俱列门墙，关学兴盛。
熙宁九年秋，张载把自己一生的探求所得的《正蒙》，出示给门人，说：“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与前圣合欤。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⑤熙宁十年春，张载被召还馆，乃知太常礼院。朝中有关的官员同他议礼不合。时他身患重病，无心在京师住下去，又一次辞官；在回陕西的路上，路过洛阳见二程。十二月，到达临潼，便与世长辞。这位学者一生清苦，死后的棺木，还是从长安赶来奔丧的门人凑钱买的。张载死后，程颢在《哭子厚先生诗》中恸哭：“叹息斯文约共修，如何夫子便长休！东山无复苍生望，西土谁共后学求？千古声名联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寝门恸哭知何限，岂独交亲念旧游。”①从理学形成的角度看，张载创立的关学，至少有这几个方面是值得提出来的。
一、《西铭》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张载的著作很多，但是很多没有流传下来。后人为搜集、整理其作品，做了大量的工作。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载集》，收集、增补了大量的材料。重要的篇目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东铭》与《西铭》收在《正蒙》的《乾称篇》中。
《西铭》在张载的作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开篇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①《近思录拾遗》，《张载集》，第376页。
②《经学理窟·义理》。
③《张子语录·语录中》。
⑤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①载《程氏文集》卷3。
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张载把乾坤的天，作为万物也包括人的父母；人在天地之间，与天地混然为一。张载的思想是万物万事为一，他在《经学理窟·诗书》中说：“万事只一天理。”乾坤是万物、人的父母，但是人、物毕竟相异。这里面包含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张载在《易说·系辞上》中说：“天地虽一物，理须从此分别。”二程一再强调《西铭》的“理一分殊”的意义，并不完全是附会。至少，二程的万物一理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多少是从张载那儿得到了启发。张横渠把大君作为乾坤，也就是作为天的宗子；把大臣作宗子的家相。这又把封建等级礼制，作为乾坤一源所派生出来的，从而表明了封建礼制的合理性。二程所以看重《西铭》，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太虚即气说。张载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气”，他在《正蒙》开篇的《太和篇》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总之，气为万事万物的本源，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气的变化。《诚明篇》说：“性者，万物之一源”，“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张横渠把性、天道归之于“诚”，这是他的心性论的一个方面，也应当指出。世界上各个事物都有两个对立的双方，张载称作“一物两体”，而“一物两体者，气也”①。所以他的气的本体论又是辩证的运动观。
此外，张载指出人人都有“天地之性”，但由于“气质之性”的差异，造成人和人的不同。为了成圣人、君子，应当“穷理尽性”、“穷神知化”。学习可以改变气质之性，“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②。
总之，张载的气本体思想，在宋代理学家中，显示了他的特点，显示了他在理论上的光彩。他的理论思路和一些命题成为宋代理学的思想资料。①《易说·说卦》。
②《经学理窟·气质》。
第四十三章苏颂第一节历仕五朝，学究天人苏颂（1020—1101），字子容，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人。官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晚年入阁拜相。是宋朝著名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
担任地方官庆历二年（1042）苏颂中进士，为宿州观察推官。次年任江宁知县。三年任满，正赶上父亲苏绅病逝。他葬父京口，从此移居润州丹阳。皇祐五年（1053）改任馆阁校勘。嘉祐六年（1061）出知颍州。嘉祐八年召为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治平二年（1065）迁三司度支判官。熙宁四年（1071）任婺州知州。熙宁六年，转毫州知州，八年，知应天府，九年知杭州，熙宁十年又调朝廷修史。
元丰元年（1078）知开封府。二年，改知濠州，三年，知沧州，四年，召回吏部任职。元祐八年（1093）知扬州，再次出任地方官。
在任地方官时，苏颂尽其所能，为民造福。如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时，他“建请浚自盟、白沟、圭、刀四河，以疏畿内积水”①，兴修水利，保田防灾。元丰四年（1081）知沧州时，黄河泛滥。他又上奏指出只修堤防不注意疏通海口的危险性，并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较好的解决办法：“臣窃见沧州东北有三堂泊，纵广百余里，下连海道，地名黑龙港其西与御河破藏口及范桥镇相去不过三五十里，可以分引河流，东注泊内。既满溢则由黑龙港以入海，其势甚易。”在杭州任内，他把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做自来水用，造福于百姓。
在淮南转运使任内，他见到因饥荒造成哀鸿遍野，灾民嗷嗷待哺的惨景，于是立即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臣窃闻近日甚有近北灾伤人民流移往邻路州逐熟，今并淮诸郡，虽稍登稔，若食口既多，必致物价腾踊。万一将来秋成失望，漂泊之民，未有归业之期。坐食贵谷，便见所失。彼时须烦县官赈救，为惠差迟，则其敝益甚矣。臣以为存恤之法，莫若先平物价，若物货之平，则莫若为粜给，使之常食贱价之物，则不觉转移流徙之为患也。”②他不仅想到荒年中对灾民的赈济，而且想到赈救后物价如何保持平稳，流民如何归业安居等等。他想的是很周到和长远的。
当时各地争修寺院，皇帝也滥赐匾额，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经济负担。苏颂又挺身而出为百姓请命：“臣欲乞朝廷明立条约，今后不许特创寺院宫观。”对违法而建的寺院“并令州县检括指挥一切毁拆，许诸色人收买请射，永为己业”。③苏颂关心民瘼，体恤百姓，深为皇帝所知。熙宁九年（1076）正月，苏杭地区再次闹灾。在选任地方长官时，神宗称“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①曾肇：《赠司空苏公墓志铭》。
②《苏魏公文集·奏乞粜官米济民》。
在朝中任职苏颂于皇祐五年任馆阁校勘，开始了他校正和整理古籍的生涯。不久迁大理寺丞，至和元年（1054）同知太常礼院，嘉祐二年（1057）改任集贤校理、校正医书官，四年，兼任殿试复考官，五年，迁太常博士，仍兼校正医书官等职。六年，出知颍州。这是他第一次在朝廷任职，主要是编校古籍，历时九载。
熙宁元年（1068）任知制诰，二年，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同知审官院。三年，权同知贡举，因拒绝草诏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而被神宗撤职，这是他第二次在朝廷任职，主要是做文秘工作。
熙宁十年，由杭州召回，修撰仁宗、英宗实录，兼提举中太一宫和集禧观，仅一年又改任地方官。
元丰四年（1081）又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五年，进尚书左丞，七年，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宰相），掌握了全国行政大权。
苏颂在朝廷任职期间，第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校正编撰古籍，由此他广泛接触有关文献资料，为他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创造了条件。
苏颂在朝廷任职的第二件大事是“李定事件”。拒绝草诏任命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他三次拒绝起草诏书，神宗愤怒地斥责说：“轻侮诏命，翻复若此，国法岂容！”①于是将苏颂撤职。但苏颂几次拒绝草诏，都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是破格提拔李定违背以前的法令，而官吏的任命必须依法而行。第二是李定不够破格提拔的标准，他“素无声称”，不能因偶有奏对称心，就破格提拔。第三是先做一般提拔，放在皇帝身边考察，果有奇谋硕画，再破格提拔也不迟。苏颂的这些意见是十分诚恳的。
苏颂在朝中任职的第三件事是参与改革。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是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之一。元丰四年，他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他积极参加了官制改革，在革除宋代官、职和差遣的弊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宋代元丰以前，官用来定品阶俸禄；职为殿阁、文学之士及待制等，以示尊宠。唯差遣为实职，可行使权力。这样造成了官称与实职不符，机构混乱，冗员过多等弊病。苏颂在这方面提过许多有益意见。
在《奏乞将常平仓等公事付逐路转运司其提举官改差充本司勾当公事》中，他提出把发放青苗钱的提举常平司归各路转运使管辖，这样，不致政出两门，使州县长官不知所从。这也是他为当时机构改革所提出的很好的建议。苏颂所处的时代，朝中派系斗争席卷了整个政治舞台。他却能始终不立党援，不入派系，这正说明了他的坚定和稳健，也表明他确实是个成熟的政治家。
领导科技工作苏颂第一次领导科技工作是从嘉祐二年（1057）任校正医书官开始的。
最初他参与编撰《嘉祐本草》，后来又领导《图经本草》（也称《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他在领导这一工作时采用了发动广大医师和药农呈送标本和药图，并写出详细说明的方法，改变了以往从书本到书本的脱离实物的弊病，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
从而为纠正药物的混乱与错讹作出了重大贡献。
苏颂做科技工作时，不但指导全局，而且亲自动手，不惮繁巨，不畏劳苦。《图经本草》的标本、药图和说明文字来自四面八方，“今天下所上，绘事千名事有详略，言多鄙俚。向非专一整比，缘饰以文，则前后不伦，披寻难晓”。为整理这堆积如山、其乱如麻的原始材料，他提出了六项原则。苏颂的前三项原则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问题研究明白；后三项原则是实事求是，既不轻易舍弃来自基层的资料，也不急于作出判断，而是两说并存或存疑待考。这也是他的工作能取得重大成就并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采取上述原则，苏颂经过统一整理，重加撰述，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完成了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的本草书。李时珍赞扬《图经本草》：“考证详明，颇有发挥”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苏颂第二次领导科技工作是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受诏定夺新旧浑仪。他于元祐二年八月请求“置局差官”，于是组成了“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都是经过他的寻访调查或亲自考核，而确定下来的。苏颂接受这项科技工作后，首先是四出走访，寻觅人才。他发现了吏部令史韩公廉通《九章算术》，且晓天文、历法，立即奏请调来专门从事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工作。接着，他走出汴京到外地查访，发现了在仪器制造方面学有专长的寿州州学教授王沇之，奏调他“专监造作，兼管收支官物”。然后，又考核太史局和天文机构的原工作人员，选出“夏官正周日严，秋官正于太古，冬官正张仲宣等”，协助韩公廉工作，“同充制度官”①。
苏颂发现人才后，还进一步放在实践中加以考察。例如调来韩公廉后，他经常与韩公廉讨论天文、历法和仪器制造，“因说与张衡、一行、梁令瓒、张思训法式大纲，问其可以寻究依仿制造否。”韩公廉回答说：“若据算术，案器象，亦可成就。”于是，苏颂让韩公廉写出书面材料。不久，韩公廉写出《九章勾股测验浑天书》1卷。苏颂详阅后，命韩公廉研制模型。韩公廉又造出木样机轮一座。苏颂对这个木样机轮进行严格实验，然后奏报皇帝说：“臣观其器范，虽不尽如古人之说，然激水运轮，亦有巧思，若令造作，必有可取。遂具奏陈乞先创木样进呈。”②苏颂对研制工作是慎之又慎的。他认为，有了书，做了模型还不一定可靠，还必须做实际的天文观测，“差官实验，如候天有准”③，才能进一步向前推进，以免浪费国家资财。经过多次实验证明韩公廉的设计“候天有准”，于是在元祐三年五月造成小木样呈进皇帝，并赴都堂呈验。宋哲宗指派翰林学士许将等进行试验和鉴定。元祐四年（1089）三月许将向朝廷报告，“详定元祐浑天仪象所先被旨制造水浑木样，如实验候天不差，即别造铜器。今臣等昼夜校验，与天道已参合不差。”①这时苏颂才开始正式用铜制造新仪。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工作，终于制成了有世界性贡献的水运仪象台。
苏颂领导科技工作的一大特点是能深入钻研业务，力求精通他主管的工①李时珍《本草纲目》序。
①《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②《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③《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①见《进仪象状》。
作。嘉祐初年领导编写医书时，他研读了从《内经》到《外台秘要》的历代医药著作，并亲自校订了《神农本草经》等多种典籍，使自己通晓了本草医药知识。他领导研制水运仪象台期间，对两汉、南北朝、唐、宋各代的天文著作和仪器也作了研读与考察。他还勤于向自己的下属学习，如向韩公廉请教历算，与局生亲量圭尺，和学生躬察漏仪。由此，他从一个对天文仪器、机械设计、本草医药知之不多的外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专家。
担任使节治平四年（1067），苏颂任辽朝使臣的伴送使。当苏颂一行行至恩州时，突遇驿馆起火。由于他遇事镇定，举措得当，没有发生混乱，辽朝使者也没有受到大的惊扰，因此很得英宗的赞赏。熙宁元年（1068）他任贺辽太后生辰使，出使辽朝。二年又任辽朝贺生辰伴使。十年再任贺辽主生辰使。元丰五年（1082）他又一次任辽贺正馆伴使。
苏颂十分注意辽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外交礼仪等，并向朝廷反映了辽的实际情况。
两次使辽，他写下《前使辽诗》和《后使辽诗》，记录出使的路线和所见所闻。元丰四年（1081）八月神宗命他编写一本与辽朝往来有关各种礼仪和文件程式的书籍。元丰六年（1083）此书编成，神宗亲自赐名《鲁卫信录》，其中保存了大量宋辽间的交往史料。
第二节科技方面的重要贡献苏颂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水运仪象台的研制苏颂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是一座高12米，宽7米，像三层楼房一样的巨型天文仪器。苏颂在说明中说：“兼采诸家之说，备存仪象之器，共置一台中。台有二隔，置浑仪于上，而浑象置于下，枢机轮轴隐于中，钟鼓时刻司辰运于轮上，以水激轮，轮转而仪象皆动。”①水运仪象台的上层是观测天体的浑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使浑仪、浑象随天体运动而报时的机械装置。它兼有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以及随天象推移而有木人自动敲钟、击鼓、摇铃，准确报时的三种功用。它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而且在三个方面为人类作出了贡献，使许多中外科技史专家为之叹服。
首先，置于水运仪象台上层观测用的浑仪，通过“天运单环”与“枢轮”相联，使浑仪能随枢轮运转。这与现代天文台转仪钟控制天体望远镜随天体运动的原理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水运仪象台的这套装置是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转仪钟的远祖。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这一点给以高度评价：“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①见《进仪象状》。
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①其次，水运仪象台顶部设有九块活动的屋板，雨雪时可以防止对仪器的侵蚀，观测时可以自由拆开。水运仪象台的活动屋顶是现代天文台圆顶的祖先。所以，苏颂与韩公廉又是世界上最早设计和使用天文台观测室自由启闭屋顶的人。
第三，水运仪象台的原动轮叫枢轮，是一个直径1丈1尺，由72根木辐，挟持着36个水斗和36个勾状铁拨子组成的水轮。枢轮顶部设有一组叫“天衡”、“天关”、“天权”、“左右天锁”的杠杆装置，枢轮靠铜壶滴漏的水推动。当漏壶的水滴满一个枢轮水斗时，“枢权”失去平衡，“格叉”下倾，枢权扬起，轮边铁拨子拨开“关舌”，拉动“天衡”，“天关”上启，枢轮下转。由于“左右天锁”的擒纵抵拒作用，使枢轮只能转过一辐，以次循环往复，等时运转。天衡系统对枢轮杠杆的这种擒纵控制与现代钟表的关键机件——锚状擒纵机构（俗称卡子），具有基本上相同的作用。所以说水运仪象台的天衡系统是现代钟表的先驱。
李约瑟在深入研究了水运仪象台之后，曾改变了他过去的一些观点。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我们借此机会声明，我们以前关于‘钟表装置完全是14世纪早期欧洲的发明’的说法是错误的。使用轴叶擒纵器重力传动机械时钟是14世纪在欧洲发明的。可是，在中国许多世纪之前，就已有了装有另一种擒纵器的水力传动机械时钟。”①药物学成就嘉祐初年，苏颂受诏校定与编撰医书。嘉祐二年（1057），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为了改变本草书中混乱和错讹状况，他建议：“诸路州县应将产药去处，并令识别人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著花、结果、收采时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采药，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赍送当所投纳，以昭凭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所冀与今本草并行，使后人用药知所依据。”②朝廷采纳了苏颂的建议，并委任他编撰《图经本草》。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在嘉祐六年（1061），苏颂编撰完成了《图经本草》21卷。
《图经本草》在药物学上有重大价值。唐《新修本草》的药图和《天宝单方药图》都已散佚殆尽，韩保升《蜀本草》的药图也已不存。《图经本草》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其意义更加重大。它不仅对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纠谬订讹作出了新贡献，特别是使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可以确认无误。如牛膝，《神农本草经集注》说：“其茎有似牛膝，故以为名。乃云有雌雄，雄者茎紫色而节大为胜尔。”以此很难判断出是什么植物。《图经本草》则写得十分具体：“春生苗，茎高二三尺，青紫色。有节如鹤膝，又如牛膝状，以此名之。叶尖圆如匙，两两相对于节上，生花作穗，秋结实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56页。①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443页。
②见《嘉祐本草》后序。
甚细。”①我们可以根据匙形对生叶，细实穗状花，节部结牛膝三大特征，断定为苋科植物怀牛膝。
为编写《图经本草》而进行的全国性普查，其另一重要意义是扩大了药源。如菟丝过去从朝鲜进口，现知冤句（山东荷泽）也产此药。奚毒原知只有河南嵩山少室出产，而从提供分析的样品中知道四川也有，等等。
《图经本草》在生物学上也有较大贡献。如它对动植物形态进行了准确生动的描述：乌贼鱼，“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轻虚而白。又有两须如带，可以自缆，故别名缆鱼。”②真切地反映了头足纲乌贼科动物的特点。
《图经本草》在矿物学与冶金技术方面也有一定贡献。如它记载了丹砂、空青、曾青等105种矿物药。丹砂条的描述说：“丹砂生符陵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砂生石上，其块大者如鸡子，小者如石榴子又似云母片可析者，真辰砂也，无石者弥佳。过此皆淘土石中得之，非生于石床者。”①这里不仅说明了丹砂这种矿物药的产地和特点，而且简要介绍了丹砂矿的开采过程。
《图经本草》中关于冶金技术也有许多记载，如关于钢铁冶炼的工艺过程：“初炼去矿，用以铸泻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可做鍱者，为鑐铁，亦为之熟铁；以生柔相杂和，用以做刀剑锋刃者，为钢铁。”②这简要描述了宋代三种钢铁的冶炼方法及其不同功用。又如对炼银的方法记述说：“银在矿中与铜相杂，土人采得，以铅再三煎炼方成。”对灰吹法炼银的工艺说：“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铅银于灰上，更加火大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③这是关于灰吹法炼银的最早最详尽的记载。《图经本草》的科学贡献是多方面的，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和发掘。机械图纸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绘制了有关天文仪器和机械传动的全图、分图、零件图50多幅，绘制机械零件150多种，其中多为透视图和示意图，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机械图纸。正是根据这些图纸，王振铎、李约瑟等先生，才能较准确地复原出水运仪象台的全貌。例如从这些图纸和说明文字中可以知道，水运仪象台枢轮的运转规律是齿轮系从6个齿到600个齿的传动；每25秒落水一斗，每刻钟转一周，一昼夜转96周，而昼夜机轮、浑象、浑仪也转一周，这与地球运动是大致相应的。又如，通过这些图纸，我们知道水运仪象台第一层木阁内是昼夜钟鼓轮，有不等高的三层小立柱，可以拉动三个木人的拨子，以关拨作用拉动本人的手臂，到一刻钟时，木人出而击鼓，时初摇铃，时正敲钟。而第二层木阁内是昼夜时初正轮，①见皖南医学院汤志钧油印辑佚本《本草图经》。
②见皖南医学院汤志钧油印辑佚本《本草图经》。
①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②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③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第三层木阁内是报刻司辰轮，第四层木阁内是夜漏金钲轮，第五层木阁内是夜漏司辰轮。要是没有这些珍贵的图纸，我们就难以弄清木阁内的机械木人是如何按时击鼓、摇铃和敲钟的。因此，《新仪象法要》中所附机械图是了解苏颂天文著作及其成就的关键，同时也是进而释读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同类著作的钥匙。
星图绘制上的新贡献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还绘有多种星图，如“浑象紫微垣星图”、“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北极星图”、“浑象南极星图”、“四时昏晓加临中星图”、“春分昏中星图”、“春分晓中星图”、“夏至昏中星图”、“夏至晓中星图”、“秋分昏中星图”、“秋分晓中星图”、“冬至昏中星图”、“冬至晓中星图”等，计14幅。这14幅星图中，最有价值的是前五幅。其中“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
是从角宿到壁宿的星官，“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奎宿到轸宿的星官，“浑象紫微垣星图”，是以北斗七星为主的布列于浑象之北上规的183颗星，“浑象南极星图”和“浑象北极星图”则是以天球赤道为最外界大圆的南天星图和北天星图。苏颂为了星图绘制精确，采取了圆横结合的画法。横图分成两段：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秋分到春分，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春分到秋分。另外，在把球面上的星辰绘制到平面上时，苏颂发现了失真问题，于是他采用了把天球循赤道一分为二，再分别以北极和南极为中心画两个圆图的方法，从而减少了失真，这是星图绘制中的一项新成就。
苏颂星图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全天星图中保存在国内的最早星图。保存至今的唐代敦煌星图，在时间上比苏颂星图要早，但被斯坦因盗走，现存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但是，苏颂星图比敦煌星图更细致和更准确。如敦煌星图绘星1350颗，苏颂星图绘星1464颗；敦煌星图主要依据《礼记·月令》的资料，并非实测；而苏颂星图则是根据元丰年间的实测绘制；敦煌星图是从玄枵（子）开始，按十二次的顺序作不连续排列，中间夹以说明文字，有关分野问题也不科学，苏颂星图则从角宿开始，按二十八宿顺序，作连续排列，并完全去掉了有关分野等不科学成分。
就所列星的数目而言，苏颂星图的贡献也是值得称道的。如欧洲到14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是1022颗，要比苏颂星图少422颗，因此，西方的科技史家蒂勒、布朗和萨顿等甚至认为：“从中世纪直到14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①科学上的开拓精神苏颂在天文仪器、本草医药、机械图纸、星图绘制方面，都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有诸多原因。例如他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组织集体攻关；善于发现人才，并大胆地提拔任用人才；勤于实验，设计多种方案，反复进行实验；勇于实践，大胆地进行全国性药物普查；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时研究不通的问题，宁可存疑，决不附会。而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他在科学上的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53页。
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
他的开拓精神是以全面掌握前人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他曾详尽地研究了前代天文学家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取得的成就。他在《进仪象状》中说：“臣谨案历代天文之器，制范颇多，法亦小异故张衡浑天云置秘室中，以漏水转之，令司之者闭户唱之，以告灵台之观者。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符合。”由此可知他确曾仔细研读过张衡的著作，并继承和发展了张衡划时代的创造，如在浑象上安装一套齿轮系机械传动装置，利用漏壶流水的稳定性推动浑象均匀地绕极轴旋转。
苏颂又说：“唐开元中，诏浮屠一行与率府兵曹梁令瓒及诸术士，再造铸铜浑，为之圆天之象。具列宿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令得运行又立二木偶人于地平之前，置钟鼓，使木人自然撞击，以候辰刻。”张衡之后，一行和梁令瓒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又有了新进展。他们使水运仪象受漏壶控制又能逼真反映天球旋转，创用了反映时间流逝的新装置。苏颂则仔细研究了一行等的新实验，并牢牢地掌握了这一新方向，创造性地运用到新设计的仪器中去。
苏颂接着说：“张思训浑仪为楼数层、高丈余，中有轮轴关柱，激水以运轮，又有值神摇铃、扣钟、击鼓。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有十二神各值一时，时至则自执牌循环而出报。”张思训在一行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创造了楼阁式钟、鼓、铃齐备的报时装置。苏颂仔细研究了这台仪器，继承了它“成于自然，尤为精妙”的成就。
苏颂在掌握张衡、一行、张思训等的科技成果之后所作出的新创造，突出地表现在他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上，例如他把张衡开创的用漏壶流水稳定性来控制齿轮系机械传动，发展成了使水运仪象台望筒随天体旋转的最初的转仪钟，并且还设计调整到使太阳经常在望筒的视场中。这样，只要在黄昏把望筒对准了太阳，日落星现后，就可以直接测读出太阳和恒星之间的赤经差或似黄经差。在欧洲直到85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才利用时钟机械推动望远镜随天体旋转，但这已是苏颂之后600年的事了。
苏颂把一行、张思训等开始实践的反映天球旋转的齿轮系机械作为一种代表时间流逝的新装置，发展为世界上最早的水运钟表的擒纵机构。它向全世界证明了钟表的发明权不是属于欧洲而是属于中国。李约瑟在评价这一点时说：“苏颂的时钟是最重要最令人瞩目的。它的重要性是使人认识到第一个擒纵器是中国发明的，那恰好是在欧洲人知道它以前六百年。”①苏颂和韩公廉在完成水运仪象台之后，又研制了一台单独的水力推动的浑天象。人钻入天球内观看，在天球上凿孔为星，十分逼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架有明确记载的假天仪，它的创造性也是前无古人的。
苏颂于嘉祐二年与林亿等编撰《嘉祐本草》，把唐《新修本草》与宋初《开宝本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他并不满足一般的推进，而是要在用药领域有新的开拓，并彻底解决本草从书本到书本，陈陈相因，以讹传讹的弊病。他发动全国的医生和药农采集标本，绘制药图，填写说明，终于完成了图文结合的《图经本草》，使它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59页。
图的本草书。李约瑟对《图经本草》给以极高的评价：“作为大诗人苏东坡诗友的苏颂，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药物学家，他在1061年撰写了《图经本草》，这是附有木刻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地木刻并印刷出来，这是直到15世纪才出现的大事。”②第四十四章毕昇李诫王惟一第一节毕昇雕版印刷比起手工抄写，已方便得多。但是雕版仍有缺点，雕刻一部大书，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很不经济，同时书板还占据大量空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技术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宋朝的平民毕昇，时间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据沈括《梦溪笔谈》卷18的记载，毕昇用胶泥刻字，一个字，一个印，用火烧硬。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着松香、蜡、纸灰等，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摆满字印，满一铁框为一板，拿到火上加热，药就溶化，用一平板把字压平。为提高效率，用两块铁板，一板印刷，另一板又排字，这块板印完，第二板又准备好了，这样互相交替着用，印得很快。每一个单字，都有好几个印，如“之”、“也”等常用字，每字有二十多个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时用。至于没有预备的冷僻生字，则临时写刻，用草火马上烧成。把字印按照韵目分类，安放在木格子里，根据毕昇的试验，假使只印三、两本显不出简便，假使印数百、数千本，就极为神速。他的方法虽然原始简单，但与现在铅字排印的基本原理相同。
遗憾的是，沈括对于毕昇的生平事迹，没有交代清楚，只说他是“布衣”，没有做过官。在之后的记载中，凡是讲到毕昇的，只不过重复或节录沈括原文，至今还未发现任何新的文献。不少外国学者说他是一个铁匠，也是根据《梦溪笔谈》，因沈括说有一位老锻工毕升，曾在皇宫中用铁锻炼黄金，不过这位老铁匠，或冶金匠，是否就是发明活字板的毕昇，还成问题。第一，毕昇与毕升，音同字不同，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第二，铁匠毕升在宋真宗时（1008—10）已经年老，而毕昇的发明则在仁宗庆历年间，一个老人再活上几十年，不是近一百岁了吗？①这样高寿的老人，是否能发明活字板，是值得怀疑的。
至于毕昇的籍贯，也不可考。有人说他是四川人，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当他发明活字板时，沈括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毕昇死后，他发明的泥活字印，为沈括的侄子辈所获得，作为古董般保藏起来。所以毕昇与沈家或有亲戚关系，沈括是杭州人，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一带人。
1993年，有报道说湖北英山发现毕昇墓碑，此碑风化严重，又遭撞击损伤，笔画多有残缺，年号难以确定。但有人认为此碑的墓主即为发明活字的毕昇，值得商榷。因《梦溪笔谈》所谈毕昇泥活字的造法与排印工序及试印经过，只能是沈括据当时当地见闻记录下来的，不可能是沈括远涉千里，到偏僻的英山参观采访得来的，也不可能是英山毕昇向杭州沈括写信报告的。因此活字发明家毕昇究竟是英山人，还是杭州人，值得讨论。又宋代人多单名，名氏最易重复，如宋刻工中以“昇”名者，有十五人，其中又有同名同姓的李璟、方昇。因此英山毕昇也可能与活字发明人毕昇，是同名同姓。总之，从时间与空间等看，若以为英山毕昇就是活字印刷发明家，尚须有其他可信之实物或文献证明，才能肯定①。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667页。
①参见张秀民：《英山发现的是活字发明家毕昇的墓碑吗？》，《中国印刷》，第42期，1993年11月，毕昇印过什么书，史书没有记载。他的泥活字也没有流传下来。明朝正德年间（世纪初）在河南汝南地方一个武官家中，从地下掘出黑子数百颗，每子有一字，书法像唐欧阳询的字体，坚硬如牛角，当时有人以为这些就是宋活字，它的精巧，非毕昇不能造。不过这只是后人的一种推测。
毕昇的胶泥活字，是经过苦心设计的，因为这牵涉到刻字、排版、印刷等实际技术问题。清朝道光年间安徽泾县有一位教书先生翟金生，仿照毕昇的老法子，费了三十年心血，造成同骨头牛角一样硬的泥活字十万多个，到1844年才印出《泥版试印初编》，可知泥活字印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过去有些学者以为泥活字一触即碎，不能印刷。并说胶泥刻字，不合情理，可能指的是金属活字，或铸字的模型，因而怀疑毕昇是否真的用过胶泥活字。其实泥活字“坚贞同骨角”，并且印得字画清楚。据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泥活字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实物，就可用来否定上述主观臆说了。
又有人提出毕昇的胶泥，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炼丹时用来密封炉顶的“六一泥”。实际上，清代翟金生用的只是普通泥土，并非用七种药物合成的所谓“六一泥”。同时，李瑶在杭州仿宋胶泥印书，朝鲜用陶字印《三略直解》，也都根本不提“六一泥”。“六一泥”之名只见于宋人医方，及《道藏》内《丹房须知》、《太极真人杂丹药方》等道书中。而正统《道藏》清代学者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说普通胶泥不能印书，要印书须得用“六一泥”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毕昇发明活字不久，南宋周必大于1193年就用泥活字印刷自己著作《玉堂杂记》①。后来的人除沿用毕昇的泥活字外，元代王祯又制成木活字。其实木活字毕昇早已考虑过，他发现木头的纹理有疏密，沾水后高低不平，并且与药相粘，取下不便，所以舍木用泥。清代包世臣也说过用木活字印书，印了两百部，字划就胀大模糊，而泥版可印至千万而不失真。元、明两代，又有人利用锡、铜、铅等材料铸成金属活字，与雕版印刷相辅而行。
毕昇的泥活字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朝鲜人利用毕昇活字印刷的原理，推陈出新，早在王氏高丽高宗时（约1234）已用铸字印书，李氏朝鲜太宗三年（1403）以后，铸造活字二十余次，铸成铜活字二三百万个，并在世宗十八年（1436）铸成世界最早的铅活字。活版印刷后来由朝鲜又传到日本。越南在黎圣宗光顺三年（1462）已能很迅速地排印中越诗人唱和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系统的汉文活字。
西洋活字印刷术由德国梅因兹地方，而传到欧洲各国，以及新大陆的美洲。因为文字与中国不同，看起来似乎另成一系统。但自世纪以来，不少的西方学者均以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术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中国发明的印刷术（雕版与活字板），不但直接传播到亚洲各国，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人类文化有着极其重大的贡献。
第二节李诫李诫（？—1110），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今河南郑州）人。北宋建筑家。曾祖李惟寅，任虞部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祖李璟裕，任祠部员外第83—85页；《对英山毕昇墓碑的再商榷》，《中国印刷》，第44期，1994年4月，第75—76页。①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669—672页。郎、秘阁校理，赠司徒。父李南公，字楚老，任河北转运副使、延安知府、户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等，赠左正议大夫。其兄李璟，字智甫，任章丘知县、陕西转运使、显谟阁待制等。从其父兄辈为官经历看，在土木工程的管理和施工方面皆当有一定的经验。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赵煦嗣位，李南公时任河北转运副使，李诫奉其父之命，进献贺表并送方物，于是得以恩补郊社斋郎。按宋代荫官制度，大臣子弟年逾二十方能补授实职，因此，李诫这时可能恰值20岁。随后他即被委派为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县尉。李诫到任后，练卒，除器，明赏罚，广方略，使县内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改善。元祐七年（1092），调任将作监主簿。此后，他长期在将作监任职。绍圣三年（1096）升任将作监丞，崇宁元年（1102），升任将作少监。崇宁二年出任京西转运判官，但为外官仅数月，又被召回仍为将作少监。崇宁三年（1104），升任这一机构的最高长官“将作监”。
李诫在将作监期间，主持完成了不少宫廷和官府的建筑工程，如五王邸、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九成殿、太庙、钦慈太后佛寺、辟雍、尚书省、开封府廨、班直诸军营房等。由于他在建筑工程上的业绩十分突出，因而官阶屡升，从承务郎、承奉郎一直到右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共升迁十六级，其中按吏部考核晋升的仅有七级。
李诫在建筑技术和工程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考工民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①，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奉旨重修《营造法式》，并于元符三年（1100）编定成书。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宰相蔡京等进奏说，库部员外郎姚舜仁呈请在都城南偏东的地方修建明堂，并绘有图样献上。为此，徽宗特别召见李诫和姚舜仁问询。经过仔细考究，李诫和姚舜仁又重新绘制了明堂图。这是至今已知关于李诫在将作监工作情况的年代最晚的一条材料。
约在崇宁五年（1106），李诫父亲李南公病重，他请假回归故里看望。
不久，其父病逝。约在大观三年（1109）他孝满三年之后，被派往虢州担任知州。到任时间不长，就得了重病，于大观四年（1110）二月不幸中年早逝，后安葬于郑州梅山。他在虢州为官虽很短暂，但据记载，“吏民怀之如久被其泽者”。
李诫是位博学多艺的人才。他精于书法，篆籀草隶，都有很高的水平。
家藏几万卷书墨，经他亲笔抄成的就有几千卷。他还善于绘画，颇得古代名家笔意，所绘《五马图》，曾得到宋徽宗的赞赏。
李诫一生主持营建多项重要的建筑工程，成就是很突出的，而其最大的贡献则是编写《营造法式》。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敕令将作监负责编修《营造法式》，元祐六年（1091）成书，故又称《元祐法式》。但由于该书“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①，不便实际应用，并且所定工料太宽，关防无术，难以防止各种弊端。所以宋哲宗于绍圣四年（1097）命将作监丞李诫重新编修。李诫“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于元符三年①傅冲益：《李公墓志铭》，见李诫《营造法式》附录，商务印书馆1954年据1933年《万有文库》版重印。
①李诫：《劄子》，见《营造法式》序目。
（1100）编成《海行营造法式》（通称《营造法式》）一书，并由都省奉旨录送在京官司参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李诫以营造制度工限等“内外皆合通行”为由，奏请刊刻《营造法式》，于是经皇帝批准，这部建筑名著作为官定建筑规范，小字刻版，颁行各地。
《营造法式》全书共36卷，除看详、目录各1卷外，正文有34卷，计357篇，3555条。其内容可分为建筑术语考证与解释、诸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建筑图样四部分。
《营造法式》正文第一、二卷为“总释”上、下，共49篇283条。主要是编列经史群书中关于建筑物及其构件名称的诠释及有关史料。第三卷至第十五卷为诸作制度，列举了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或工序的建筑工程标准做法。由于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因之在《营造法式》提到的13种制度中，对大木作，包括各种建筑物的梁柱、檩椽、斗栱、飞昂等的选材、规格、加工和安装等，其叙述最为详尽。而对小木作，如门窗、栏杆、照壁、藻井、佛道帐等装修技术，其介绍也相当广泛和细致。第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为功限料例，依43种制度的内容，分别指出相应需用的各种人工数和木料、砖瓦、铁件、颜料等物料数，这相当于今天所谓人工材料定额。第二十九卷至第三十四卷为诸作制度图样。《营造法式》用了6卷篇幅，绘出大量的建筑设计图。其中包括殿阁、屋舍、亭榭等各种建筑物及其物件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以及门窗图案，彩画、木雕和石雕纹样，乃至测量仪器图等。这些图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和形象地理解书中文字所叙述的内容，而且其本身就为后世提供了进行建筑工程时绘制设计图的样本。同时，它还记录了不少不见经传的作法和现已失传的技术，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以及继承和发展传统建筑技术，也是极其宝贵的资料。
李诫编写《营造法式》有许多特点和创见是值得称道的。例如，他不仅“参阅旧章”，详加考订，收集了古典文献中有关建筑的大量史料，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稽参众智”，不耻下问，与造作工匠共同讨论，“详悉讲究规矩，比较诸作利害”，广泛吸取了建筑各行工匠的宝贵经验，从而在建筑方面整理、总结和制定出相当严密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据《营造法式》序目“总诸作看详”所述，此书有308篇3272条，“系自来工作相传并是经久可以行用之法”，其条目占到总条目的92％。像这样凝聚着历代工匠心血、智慧与经验的著作，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又如，《营造法式》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材分制，以材、契、分规定木构建筑及其各种构件的比例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以某种建筑构件的局部作为标准单位的古典模数制，对于推动建筑工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营造法式》虽然对诸作制度有严格的要求，但也强调要针对建筑工程的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提倡“有定法而无定式”的“变造用材制度”，这也是在建筑原则上对《元祐法式》“徒有空文，难以行用”这一欠缺的重要突破。李诫在《营造法式》中还提出了对木料因材施用的原则，如：“务在就材充用，勿令将可以充长用者截割为细小名件”，甚至连余材也不能浪费，提出“木植内如有余材，可以别用，勿令失料”，显然，这种着意于因材施用，节约材料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积极意义。
《营造法式》是一部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建筑学专著。这一杰作，作为北宋朝廷正式颁行的建筑规范，其统一的建筑规格，设计施工制度，工料定额等等，不仅在当时作为官式建筑的标准，而且对后世元、明、清三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仍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第三节王惟一王惟一，亦作王惟德，生卒年代和籍贯不详。他夙受禁方，尤工针灸之术，是著名医家。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时，他任太医局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都骑尉。天圣初年，宋仁宗尝敕太医谨方技，考次针灸，认为“针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谬，以利济民”①。王惟一乃竭心奉诏，精意参神，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验，总会诸说，编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下简称《图经》）。后来仁宗又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①，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乃主持修铸铜人两具，“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②。并命夏竦为图经一书作序，题名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此外，据《宋史·艺文志》载，王惟一尚著有《明堂经》3卷，已佚。又负责校订过《黄帝八十一难经》。
王惟一对医学，特别是针灸学有重要的贡献。其主要成就在于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铜人和刻石碑③。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现通行的为贵池刘氏玉海堂刻5卷本），考订了针灸穴位354个，较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多了5个穴位：青灵、厥阴俞、膏肓俞、灵台、阳关；又明确提出了任脉、督脉的循行路线与穴位，将之与十二经并列。其后，才有元代忽泰必烈《金兰循经》、滑寿《十四经发挥》将之进一步阐明。因此，王惟一对针灸学的十四经说之形成有奠基作用。在书中，王惟一应用了两种腧穴排列法，一是将所有穴位按十四经循行排列；一是仍按前代针灸学述穴法：四肢以十二经排列；头、面、胸、背，按部位排列。这是当时针灸界习用的两种表达经络腧穴体系的方法，王惟一则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后来，宋朝廷编撰《圣济总录》，只采用十四经络循行的方法以介绍经络、腧穴，而弃去了四肢、躯体分部的方法，使经络学说更体现了人体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概念。王惟一《图经》则反映了他尚未能冲破晋唐代以来针灸学窠臼，因而用兼收并蓄的方法来反映经络腧穴。但王惟一在排列十四经方面，与《灵枢经》不同，即不循手三阴从胸走手、手三阳从手走头、足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阴从足走胸的规律，而是以脏腑相为表里的方法排列，先述手经，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阳小肠经、手厥阴心包经与手少阳三焦经；后述足经，足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足少阴肾经与足太阳膀胱经，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最后为任脉和督脉。①而且每一经的穴位则均从肢末肇始，以向心方向介绍，也不符合经络循行系统之规律。
①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①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②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③魏稼：《王惟一对针灸学的伟大贡献》，《中医药学报》1982年第3期，第11—14页。①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在内容方面，《图经》还提供了校勘和理解《黄帝内经》经文的参考资料。因现存所见《内经》，是经隋唐杨上善、王冰等校勘注解者，难免有误漏。而《图经》所引经文，与现存所见《内经》经文有所不同，如手太阴肺经主病增加了“卒遗矢无度”、足太阴脾经主病增加了“寒疟”、手少阳三焦经主病增加了“颊痛”等，而《内经》中则无这些内容，因而有参考价值。在穴位主治方面，增加新内容更多。如上星穴增加了“痰疟振寒、热病汗不出、目睛痛、不能远视”；天柱穴增加了“颈项筋急，不得回顾，头旋脑痛，针入五分得气即写之愈”；龈交穴增加“治小儿面疮癣久不除，点烙亦佳；鼻塞不利，目泪眵汁，内眦赤痒痛，生白肤翳，鼻中瘜肉蚀疮”；大迎穴增治“微风眼睑瞤动不止，风泪出”；风门穴增“若频刺泄诸阳热气，背永不发痈疽”，等等，体现了宋代针灸临床治疗范围的扩大。在针刺、灸壮方面，介绍亦更仔细，如言上星，应“以细三棱针刺之，即宣泄诸阳热气，无令上冲头目”，“可灸七壮，不宜多灸。若频灸即拔气上，令人目不明”，而囟会则曰：“可灸二七壮至七七壮”，“若是鼻塞，灸至四日渐退，七日顿愈”；还补充了“头风生白屑多睡，针之弥佳。针讫，以末盐、生麻油相和揩发根下，头风即永除。若八岁已下，即不得针，盖缘囟门未合，刺之不幸令人夭，忌热面、猪、鱼物等”，①显示了《图经》内容较前代针灸典籍要丰富得多，因而该书不仅是前代针灸经验之汇集，而且融入了王惟一在针灸学方面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经过他的整理编撰，影响所及，使针灸学术水平有明显提高和发展，且使之趋向于统一。《图经》所附十二经穴图及取膏肓穴图、崔氏四花穴图等②，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的珍贵图谱。
其次，王惟一的贡献，在于主持铸造了专用于针灸教学的铜人模型两具。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又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器也。后**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③周密离王惟一所处年代不远，书中记述的都是一些耳闻目睹之事，因而是可信的。且《四库全书总目·铜人针灸经》提要亦称“今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与上述记载一致。
铜人像的创铸，给针灸教学增加了形象直观教具，便于学生认穴，补充了书籍文字阐述和平面图画之不足；在作为测试工具时，也增加了认穴的客观标准，直到明清时，朝廷仍沿用这一方法选用针灸医生，如明初医家宁守道，“精针灸法，应诏入京，针铜人中选，授太医院大使”①；清代医家左见龙，“以其术游京师，适太医乏人，经推荐应试针灸，以针刺铜人之穴多中，遂供职太医院”②。因此，铜人，作为世界上最早之医学模型，有力地推动了针灸学的发展，以至铜人成了当时的“国宝”，有说金军南下时，曾掠去一具。历代统治者对于铜人，都予以重视，如元世祖曾于1260年命尼泊尔工匠①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风同名经脉或穴名”条下。②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③周密：《齐东野语》卷14。
①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版，第十二册，第385页。②李云：《中医人名词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0页。修复铜人；明正统年间，明英宗也下令重铸铜人，并对宋铜人予以高度评价，在其御制序中称宋铜人“分布腧穴于周身，画焉窍焉，脉络条贯，纤悉明备，考经案图，甚便来学”等③。明代针灸学家高武，亦仿此铜人，铸男、女、小孩铜人各一具。可见王氏所铸铜人之影响及其实用价值。
王惟一的另一贡献为刻石碑。尽管宋代印刷术已有很大进步，但由于印数有限，保存不易等原因，仍限制着针灸医学的普及与发展。为广流传，王惟一主持将《图经》3卷刻于石碑之上，供针灸爱好者览诵抚拓，故石碑对针灸术的流传有推广作用。其时石碑有四方，《图经》3卷，每卷一方；另一方刻“都数”1卷，具有全书索引性质，一并放置在当时开封府大相国寺仁济殿（原名针灸图石壁堂）内。元初迁往北京，后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在明代被充作修筑京师城垣的材料而埋入土中。1965年至1972年，石碑得重新出土，受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视，经修复整理，将五块残石置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中中国通史展览展出①。
王惟一的杰出贡献，使我国传统的针灸学术得以发展、推广和普及，并纠正了唐代王焘倡灸禁针的谬误。因而，至今他的著作对我们研究针灸学术仍然有着文献学作用和参考价值。
③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明英宗御制序。①魏稼：《王惟一对针灸学的伟大贡献》，《中医药学报》1982年第3期，第11—14页。第四十五章柳永周邦彦第一节柳永仕途坎坷柳永（约980—1053）①，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属福建）人。因排行第七，又曾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七、柳屯田。祖父柳崇，以儒学闻名。父柳宜，宋雍熙二年（985）进士，官至工部侍郎。柳永受家庭影响，自幼即勤奋学习，致力于举业。年长，与兄三复、三接皆以擅长文学著称，世号“柳氏三绝”。天禧初赴京应试，屡试不中，乃流落京华，沉溺于歌楼舞榭之中。他曾作《鹤冲天》词，表达自己的失望之情：“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首词盛传一时，以致为仁宗所知。据说，仁宗初年，柳永再次应试，原已通过考试，但临到放榜时，仁宗却将他黜落，并斥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①受此挫折，柳永更郁郁不得志，遂“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②，过着风流放浪的生活。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词，其中有为民间歌妓作的俗词，有为教坊乐工作的雅词，内容多为描绘男女恋情，感慨身世遭遇和赞美城市繁华的。这一时期，柳永还多次离京外出漫游，行踪及于今江苏、浙江、湖北等地。旅途中，他写下了不少吟咏各地风光，抒发羁旅行役之情的词作。
在浪迹江湖多年后，柳永再次回到东京应试，于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旋即被任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使推官。任内，柳永勤于职守，办事干练，知州吕蔚对他的才能颇为赏识，并向朝廷破格推荐，但因朝臣的非议而未有结果。其后，柳永任昌国（今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盐监。他作《煮盐歌》一诗，反映了盐民的痛苦生活，对他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此外，他还出任过华阴县（今属陕西）知县③。后经活动，他通过吏部磨勘升改为京官。皇祐中，他的寄禄官升为屯田员外郎，但不久即因作《醉蓬莱》词而触犯仁宗，自是“不复进用”，皇祐五年（1053）前后客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④。著作有《乐章集》传世。现通行有《宋六十家词》、《彊村丛书》等本，唐圭璋《全宋词》取其词作最为完备，共312首。
一代词宗①柳永生年因记载不详，今人有多种推测，此取李国庭之说，详见《柳永生年及行踪考辨》（《福建论坛》1981年第5期）。此外，唐圭璋考为987年，陆侃如考为990年，林新樵考为984年或更早一些时候。①吴曾：《能改斋漫录》卷。
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引严有翼《艺苑雌黄》。
③据明代嘉靖《余杭县志》、万历《镇江府志》记载，柳永曾任余杭令、泗州判官、著作郎、灵台令、太常博士等，但都不可征信。
④柳永卒年取唐圭璋之说。其葬地有多种异说，其中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死于润州，知州王安礼出钱葬之，较为可信。
柳永是北宋前期最负盛名的词作家，他在词史上的突出贡献是发展了慢词的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长调慢词的创作虽在唐代已有，但自晚唐以迄宋初，在词坛上占优势的仍是小令。为了以更大的容量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思想感情，柳永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增衍小令，或改制旧曲，或自创新调，创作了大量的慢词。他使许多慢词的词调逐渐固定下来，而慢词这一形式也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并趋于定型化。慢词的兴起适应都市生活和市民娱乐的需要，也与日益繁复的音律相合，故自柳永后，慢词创作遂蔚然成风。慢词的篇幅较大，韵律和音节更复杂且富于变化，这对作者的构思、布局和艺术表现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柳永在丰富词作的艺术手法和提高其表现力方面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博学多才，精通音律，长于铺叙，工于点染，善于以曲折委婉的白描手法写景、叙事和抒情，给人以结构细密，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意赅情深的感受。他的《望海潮》写临安的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黄莺儿》写明媚的春光，“黄鹏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叶映如簧语，晓来枝上绵蛮，似把芳心深意低诉”。皆属典范之作。他尤擅长抒写离人思妇和羁旅行役。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又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皆堪称不朽名篇。柳永填词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较多地采用了民间的俚俗之语，他善于运用浅显明白、生动形象的语言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了在此以前的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的市民情调，而这正是他的词作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深受下层市民喜爱的重要原因。
柳永生活在一个社会发生着剧烈变化的时代，他力图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因而对词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大。他流连市井，与下层市民有较多接触，于是从平民的真实感受出发，较为客观而真实地描写了繁华的都市、发达的经济、高度发展的文化和丰富多采的市民生活，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出身于仕宦之家的柳永原本怀有强烈的仕进**，但屡试不第和仕途坎坷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既向往治国平天下，又无法忘情青楼歌馆，这种内心的矛盾导致他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传统的伦理规范，他在感叹怀才不遇的同时又不时流露出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和对仕宦生活的厌倦，而这类词作正是当时失意文人心态的典型写照。
北宋时，柳词曾风靡一时，“传播四方”，为社会各阶层人士争相传诵，叶梦得《避暑录话》援引西夏一归朝官语：“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直接学柳词的有沈唐、王观、晁端礼、万俟咏、曹组等人，而黄庭坚、秦观、贺铸、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名家，也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周邦彦一赋得三朝之眷周邦彦（1057—1121），字美成，晚年自号清真居士，盖取晋山涛推举阮咸的话：“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之意。①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周邦彦在《南浦·浅带一帆风》一词中曾说：“吾家旧有簪缨。”所谓簪缨，即古代官吏的冠饰，这说明，他的先人中不乏作官的人，但大概又多仕宦平平。在方志或史书中留下名字的，只有他的叔父周邠。周邠“字开祖，嘉祐八年（1063）登进士第。熙宁间苏轼倅杭，多与醻唱，所谓周长官者是也”②。《宋史·周邦彦传》称他“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③。但他却喜好读书，博涉百家之言。元丰二年（1079），朝廷锐意改革，广招人才，将太学生从1000人增扩为2400人，周邦彦亦以其博学而被选录为太学外舍生。元丰六年（1083），发生了一件对周邦彦一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年七月，年方28岁的周邦彦写了一篇《汴都赋》上奏，大得神宗欣赏，不仅命令侍臣在迩英殿宣读这篇赋，其后还把周邦彦召到政事堂，提拔他为太学正。这虽是一个正九品的低级小官，但毕竟由皇上亲自提拔，并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宋神宗之所以欣赏这篇赋，是因为这篇赋中如“抑强贾之乘时，摧素封之专利”等，“颇颂新法”。①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继位。但由于哲宗年龄尚幼小，由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听政，而这位太后向来反对新法，《宋史》本传说周邦彦“居五岁不迁”，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此后，他历任庐州教授、溧水知县等。元符元年（1098）六月，“哲宗召对，使诵前赋，除秘书省正字”②。宋徽宗也很喜欢这篇《汴都赋》，曾召“赐对崇政殿，上问《汴都赋》其辞云何？对以岁月久，不能省忆，用表进入。帝览表称善”③。周邦彦因之又得以提拔。所以楼钥在《清真先生文集序》中说：“钱塘周公，少负庠校隽声，未及三十，作《汴都赋》七千言天子嗟异之哲宗始置之文馆，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荣莫加焉。”周邦彦虽然在徽宗朝历任考功员外郎、卫尉卿，又以直龙图阁出知河中府，出知隆德府和明州，同时，还曾一度入为秘书监，进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等，但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仍是以词家名世。宣和三年（1121）卒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终年66岁。
以词家名世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周邦彦的著述凡四种：《清真集》24卷，《清真杂著》3卷，《操缦集》5卷，《清真词》2卷后集1卷。诚如陈振孙在《清真集》解题中所说：“邦彦博学多能，尤长于长短句，自度曲，其提举大晟府亦由此。既盛行于世，而他文未传。”这种情况，早在楼钥为周邦彦编文集时就已有同样的感慨，他在《清真先生文集序》中说：“公之殁，距今八十余载，世之能诵公赋者盖寡，而乐府之词盛行，世莫知公为何等人也。”都可说明，周邦彦乐府词的成就，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成就，其他①《世说新语·赏誉第八》。
②《咸淳临安志》卷66《人物七·列传》。
③《宋史》卷444。
①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
②《宋史》卷444《周邦彦传》。
③《咸淳临安志》卷66《人物·列传·周邦彦》。
一切比起来，都为之相形见绌。
明人毛晋，致力于周邦彦词集的收集，他说：“余家藏凡三本：一名《清真集》，一名《美成长短句》，皆不满百阕。最后得宋刻《片玉集》三卷，计调百八十有奇，晋阳强焕为叙。余见评注庞杂，一一削去，厘其讹谬。间有兹集不载，错见清真诸本者，附补遗一卷，美成庶无遗憾云。若乃诸名家之甲乙，久著人间，无待余备述也。”①对于周邦彦词的成就，前人多有评述，比较起来，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清真词》时所作的解题，最为言简意赅。他说：其词“多用唐人诗语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周邦彦的确善于熔铸前人（主要是唐人）的诗情佳句入词，而且运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例如《西河·金陵怀古》：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沈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赏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是？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这里的第一句“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是巧用南朝谢脁《入朝曲》中的诗句：“金陵帝王州，江南佳丽地。”而“怒涛寂寞打孤城”，则是演绎的唐代诗人刘禹锡《石头城》七绝中的诗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刘禹锡还有一首七绝题《乌衣巷》，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正是本词“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的所本。梁启超说：“张玉田谓清真最长处，在善融化古人诗句，如自己出。读此词，可见词中三昧。”①周邦彦娴熟地运用古人诗句的情况，在他的词中随处可见，的确称得上一大特点。如《夜游宫·业下斜阳照水》一词中的“桥上酸风射眸子”，即袭用的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东关酸风射眸子”句；而同一词中的“为萧娘书一纸”句，亦本于杨巨源《崔娘诗》：“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真是浑若天成，没有一点斧凿痕迹，这都是为后人颇为称道的。
周邦彦很受柳永的影响，的确像陈振孙指出的那样，善于长调铺叙，婉转曲折，令人回味。如《兰陵王》（咏柳）：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木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陈延焯的《白雨斋词话》分析这首词说：“‘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二语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处。故下文接云：‘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盘托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愤懑矣！美成则不然，‘闲寻旧踪迹’二叠，无一语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约略点缀，更不写淹留之故，却无处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笔云：‘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①《隐湖题跋·跋〈片玉词〉》。
①见《艺蘅馆词选》，转引自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之《评笺》。
遥遥挽合，妙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无穷。”寓情于景，含而不露，这正是周邦彦词的魅力所在。这首词，直到南宋绍兴初年，仍在都城临安甚为盛行，“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①。
周邦彦早年较为放荡不羁，在汴京，多与歌妓往来。宋人不少书，如张端义《贵耳集》、周密《浩然斋雅谈》等，都记载了他与当时名妓李师师的亲密关系，虽不无牵强附会之处，但大体应是可信的，因为周邦彦有不少这方面的词作。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张端义、周密等，都附会这是周邦彦躲在李师师床下，追记的李师师与宋徽宗相会的场景，其实，不如说这正是周邦彦与歌妓相会的写照更为合乎实际。《宋史》本传说他“疏隽少检”，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
纵观周邦彦的词作，从总体上说，缺乏苏轼“大江东去”那样豪迈的气魄，而多的只是类似柳永那样的“浅斟低唱”。周邦彦生活在神宗元丰至徽宗宣和年间，这正是北宋的鼎盛时期，宋孟元老在其所著《东京梦华录》的序中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故在周邦彦的词中没有丝毫的金戈铁马之声，有的只是他个人的长吁短叹。可以说，周邦彦的词在内容上是苍白的，但在艺术上却有较高的成就，在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①毛■：《樵隐笔录》。
第四十六章蔡京童贯第一节蔡京（附王黼）
蔡京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入仕为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尉①。熙宁末入京，历任流内铨、崇文院属官，并开始进入“中书礼房”任学习公事，元丰元年（1078）后任权检正礼房公事、检正户房公事，元丰三年任权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元丰五年官制改革后，任考功员外郎、起居郎，次年八月任贺辽道宗生辰使，同年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元丰七年末升为权知开封府②，开始参与宰相、执政们争夺中央权力的活动。
元丰八年三月初，正当改革继续实行之际，年仅38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因为神宗正值年富力强，所以当于正月初开始生病时，宰相王珪、蔡确并没有与神宗商议继承人选之事。直到二月末宋神宗病危之时，神宗生母高太后和宰相、执政们在确定皇位继承人选时，就应立年仅10岁的神宗子延安郡王赵佣，还是立神宗的同母弟雍王赵颢或曹王赵頵，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后来在右相蔡确、首席执政官（门下侍郎）章惇主张之下，得到左相王珪的赞同，但撇开了高太后和向皇后，确定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这天，据说蔡确、章惇命开封知府蔡京率领壮士（一说即是刽子手）在外庭，准备杀持异议的大臣，由于大臣们都赞成，这天才平安度过。蔡京因而也立有“定策功”。但此次立储之事，日后成为新旧党争的重大事件，蔡京遂采取投靠司马光以求保官。
元祐元年（1086）二月，首席执政官（门下侍郎）司马光废免（募）役法，恢复差役法，限令五日内完成，正当章惇、苏辙、吕公著等人讨论免役法与差役法优劣所在，或缓行差役法之时，开封知府蔡京却于五日内立即恢复了差役法，以致得到司马光的夸奖：“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①蔡京虽然投靠了司马光，但由于他在担任开封知府期间徇私枉法，此时被揭露，同时一些旧党人员认为蔡京明知开封府旧差役法差人过多，但根本不作调查、申报，而是限令五日内改行差役法，因而指出蔡京“身为民官，若不知旧法（指差役法）人数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请（指申请实际需要人数），是不忠”。蔡京限期改行旧差役法，是“故意扰民以坏成法”，是“挟邪坏法”①，虽然已升任首相的司马光很欣赏蔡京，但蔡京任开封知府时的徇私枉法也是不争的事实，加上为了稳定旧党内部的团结，不得不把蔡京调出京城，改任河北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知府，例兼真定府路安抚使。①《宋史·蔡京传》作“调钱塘尉、舒州推官”，按前者为差遣实职，后者为“选人”寄禄官称，即后来的从事郎，其原意为蔡京入仕以舒州团练推官的寄录官担任钱塘县尉。
②按北宋末年以前制度，都城开封府长官为开封尹，例由皇弟或皇子担任，但开封府长官主要由其他官员担任，则称权知开封府，通常只称为开封知府。
①《宋史》卷472《蔡京传》。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8，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
蔡京此次奉调出京，最多也只能算是“平调”，甚至被一些旧党认为是“宰相（时司马光独相）特加奖助，授以名藩”②。因此，要求停止蔡京的新职，待审理完他徇私枉法之事后再说，但未被采纳。
元祐年间，当新党成员屡遭旧党打击之际，蔡京却历任瀛州（今河北河间）、扬州（今属江苏）、郓州（今山东东平）、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成都府（今四川成都）等名藩大郡的长官及江淮发运使等职。
元祐八年九月，执政八年的太皇太后高氏死，哲宗亲政。次年（1094）
四月，改元绍圣，以示继承宋神宗改革事业，新党首领章惇任左相（独相），执政也由新党成员担任，蔡京在此前后由成都知府奉调回朝廷任权户部尚书。不久，宰相章惇想改革差役法，设置机构讨论如何改革。元祐元年时附和司马光废罢免役法最积极的蔡京，这时却对章惇说：“取熙丰旧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③，又成为最积极恢复免役法者，因而受到宰相章惇的重视。绍圣二年十月，其弟蔡卞升任执政（尚书右丞）时，蔡京也升为翰林学士兼修国史。此后主持贬斥旧党刘挚、范祖禹等人的活动，企图以此挤身执政的行列，但受到曾布的排挤，只升为翰林学士承旨。
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病死，向太后（神宗皇后）不顾宰相章惇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或依年长立申王赵佖的正确主张，而是在曾布、蔡卞等人支持下，坚持立被章惇认为是“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赵佶①，即宋徽宗。同年三月，在曾布与韩忠彦的排挤下，蔡京出任太原（今属山西）知府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其弟执政蔡卞上奏认为是宰相章惇打击蔡京，向太后也认为蔡京不当出任外官，遂命徽宗诏令蔡京留首都继续修撰国史，于是曾布再次攻击蔡卞党羽满布朝野，蔡京不出，自己就不能安位。执政蔡卞、宰相章悙先后被曾布党羽攻击后罢政出任地方官，韩忠彦、曾布升任左右相后，蔡京随即于同年冬先被出任知永兴军，还未赴任就被改为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引起蔡京的不满而拖延不赴任，被降为提举杭州洞霄宫的闲差，遂居住于杭州。
徽宗设明金局于杭州，由宦官童贯主持，收集古字画，蔡京擅长书法②，与宋徽宗的嗜好相同，蔡京竭力巴结童贯，并通过童贯不断进呈自己的书法作品，甚至宫妃、宦官等也都得到了蔡京所写的条屏、扇面之类，在童贯的竭力推荐下，又得到宫妃、宦官的一致赞誉，宋徽宗遂决定重新起用蔡京。建中靖国元年（1101）末，起为定州（今属河北）知州。崇宁元年（1102），右相曾布与左相韩忠彦争权，曾布为拉拢蔡京。这年二月蔡京升任北京大名（今大名东）知府兼北京留守，三月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左相韩忠彦于五月被罢相出任地方官后，蔡京即于六月升任执政（尚书左丞）。右相曾布在蔡京及其党羽的攻击下被罢相，蔡京遂于七月升任右相，次年二月又任左相，从此开始了以宋徽宗、蔡京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
蔡京对于曾布在哲宗执政时期阻挡他升任执政并被放逐为地方官之事，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元祐元年闰二月庚戌。又真定府为成德军节度使节镇所在地，以此，《宋史》、《东都事略》的《蔡京传》均作“知成德军”。
③《东都事略》卷201《蔡京传》。
①《宋史》卷22《徽宗纪·赞》。
②一说宋代四大书法家原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后以蔡京为奸臣，而改以北宋前期的蔡襄列入四大书法家。
一直耿耿于怀；宋徽宗也已将曾布当初的拥立之功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在蔡京即将升任右相之前，曾布就受到贬逐，以后又一再被贬逐，其境遇甚至比反对立徽宗为帝的章惇更差。
蔡京升任右相后，立即打着“绍述”宋神宗改革事业为旗号，于是仿照“熙宁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体例，于都省（尚书省）置讲议司”①，由蔡京亲自兼任提举。并于崇宁三年六月初，在显谟阁（神宗御书阁）为熙宁、元丰功臣绘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以之标榜蔡京作为王安石改革事业的“继承人”，是货真价实的“新党”，而将收括民脂民膏的行为都称之为“新法”。正如北宋末年的程瑀所说，蔡京的所作所为“无非蠹国害民”，蔡“京名为遵用熙（宁）、（元）丰之典”，然而“未有一事合熙丰者”②。
打击与迫害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及排斥异己，是蔡京当政以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在他任右相的次月，崇宁元年八月，首先下诏不许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在都城任职。徽宗即位之初的元符三年三月，曾经下诏求直言，这是预测到四月初一将有日蚀，为“消弥天灾”而在全国进行的活动①。当时正是向太后当政期间，应诏上书的人非常多，实际上成为新、旧党人对宋神宗、王安石改革事业及高太后、司马光废罢新法的一次大规模的辩论，结果是旧党取得了相对的胜利。四月，旧党韩忠彦升任右相，与左相章惇共同执政。五月，即追复旧党文彦博、司马光等33人的官爵，而新党成员蔡卞罢政出任地方官，蔡京也于十月间被授宫观而闲居杭州。对此蔡京耿耿于怀，他任右相后随即在崇宁元年（1102）九月，将元符三年应诏上书人，分为正、邪二等，正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列入正等的有40多人；而列入邪等的又分为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级，总数多达540多人。列入正等的升官，而列入邪等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贬降。又选择元祐及元符末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秦观、张士良、王献可等文武官员（包括一些宦官）120人，分别列入元祐党籍、元符党籍，由徽宗亲自书写后刻石于宫城的正南门端礼门。崇宁三年六月，又加上书邪等及“为臣不忠”，通为309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其中包括著名的新党人士陆佃、章惇等。
蔡京又倡丰、亨、豫、大之说，引导宋徽宗尽情享乐。于是大兴土木，崇宁三年铸“九鼎”，次年铸成后建九殿以安置，随后修建工程浩大的“明堂”。又雕造八宝玉玺、修“方泽”②，徽宗崇奉道教，于是又大修道观。政和三年（1113）春，宰相蔡京又令童贯等以原皇宫不够宽敞，于是在宫城北门外，修造规模略小于皇宫的延福宫。政和七年，又在京城东北部修筑规模更大的“艮岳”，也称阳华宫，直至北宋灭亡的十年间不断修筑，国库财富耗费似流水。在这期间又大兴“花石纲”，东南的奇花异石用运粮的漕船以十船为一“纲”，由苏、杭运往都城，以供应皇家园林及达官贵人的府第，致使东南地区许多人户倾家荡产，加上其他的苛政，终于导致宣和二年（1120）十月以诛朱■为号召的方腊起义爆发。虽然蔡京早已在这年六月罢①《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0，崇宁元年七月甲午。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49，靖康元年七月十一日。
①《东都事略》卷10《徽宗纪》一。
②方泽是“古者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宋史·礼志三》），宋代已改在都城北郊地上建方坛（三层）以祭地，但仍称“方泽”，即后代的地坛。
相致仕，但在他当政时兴起的“花石纲”，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尽管起义于次年即被镇压。但是，北宋在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下已日趋衰落。蔡京当政时开始的宋金“海上盟约”，其后是在王黼当政时进行的，宋军在进攻辽燕京（今北京）战役中，暴露出宋军的**和战斗力低下，成为导致金军南下的诱因。正是宋徽宗、蔡京集团政治、经济、军事的**，才将貌似强大的北宋送上了灭亡之途。
蔡京自崇宁元年任右相，次年升左相后。虽于崇宁五年二月罢相领宫观闲差，但随即于大观元年（1107）正月复任左相；大观三年六月再次罢相，以太师领宫观闲差；而在政和二年五月，又以太师总治三省事，位在宰相之上；宣和二年六月又罢相以太师致仕，但到北宋灭亡前夕的宣和六年十二月再以太师领三省事，次年四月最后罢相致仕，其时下距北宋灭亡只有一年多。宋徽宗在位的26年中，蔡京担任宰相的时间长达十七、八年，接替蔡京任宰相的主要是王黼，与他们相互勾结的是大宦官童贯、梁师成，而朱■、李彦则是他们的主要爪牙，时人称为“六贼”。太学生陈东在宣和七年末向钦宗上书称：“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败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指辽、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寺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①。
当金军南下之际，“六贼”之首的蔡京“尽室数百辈，治舟辑，拥宝资，一夕遁去”②。首先逃出开封，以避战乱，更引起群臣的攻击，蔡京终于在靖康元年（1126）二月受到贬降，原是太师致仕改以秘书监分司官致仕、河南府（今洛阳）居住；但群臣认为责罚太轻，同年三月，再贬为节度副使、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安置；七月，又改为儋州（今海南儋县西北）安置，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病死，终年80岁。蔡京子蔡攸、蔡翛被杀于贬所，其他子孙20多人（除驸马蔡鞗外）分别贬窜于湖南、福建边郡。
王黼王黼（1079—1126），字将明，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原名甫，显贵后，宋徽宗以与东汉宦官同姓名，遂赐名黼。崇宁二年（1103）进士，以司理参军入仕，大观末与左相何执中子何志同修《九域志》，遂擢升校书部，历符宝郎、左司谏等。政和元年（1111），探知宋徽宗对右相张商英不满而准备起用已致仕的故相蔡京，王黼遂攻击张商英并吹捧蔡京过去的“政绩”。次年五月蔡京复相以太师总治三省事，将王黼视作自己的党羽，迅速提升为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御史中丞。王黼为了进一步讨好蔡京，遂攻击曾经提拔过他的宰相何执中，以图罢免何执中而专任蔡京，但由于何执中早年即是攀附蔡京而受到重用，现在虽与蔡并相，而对蔡京言听计从，所以蔡京没有理采王黼这一举动，但仍升王黼为翰林学士。政和六年（11）何执中罢相致仕后，郑居中升任宰相（太宰）后与蔡京不合，王黼暗中投靠郑居中，郑①《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1，宣和七年十二月甲子。李彦原作李邦彦，《三朝北盟会编》卷32，亦作李邦彦，误。《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2、《东都事略·朱■传》、《宋史》的《钦宗纪》和《陈东传》等，均作李彦，是。又“梁师成阴败于内”，《宋史·陈东传》作“梁师成阴谋于后”，词意略有差异。②《三朝北盟会编》卷39，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
居中又“数荐其才”①，蔡京认为王黼叛变自己，遂调任他为户部尚书。并想利用当时的财政困难，将以户部供应不足作为贬降王黼的罪名，但当三衙的班直、禁卫没有能领取赏赐闹事时，王黼及时派人张榜公布领取的时间，很快地平息这次小小的动乱。王黼又重新担任翰林学士，随后又升为翰林学士承旨。
王黼依附“六贼”之一的大宦官梁师成，史称王黼“父事梁师成，称为‘恩府先生’”②。重和元年（1118）正月，刚过40岁的王黼，由梁师成荐为少宰（次相）③，由于资历浅，原先的阶官只是通议大夫（正四品），连升八阶而为特进（从一品），这是宋代此前任命宰相时从来没有过的。次年六月，太师总治三省事蔡京致仕。十一月初，方腊举行起义，王黼又升任首相（太宰）。方腊起义是由于前相蔡京的倒行逆施，主要是“花石纲”引发的，王黼在派大宦官童贯率军前往两浙进行镇压的同时，也废罢了最为人民痛恨的苏州、杭州的造作局、花石纲等，以及一些其他苛政，因而“四方翕然称为贤相”④。
宣和三年（1121）四月，方腊起义被镇压。闰五月，就又恢复被童贯废罢的应奉司，由王黼和梁师成主管，四方进奉的珍宝，多半被他占为己有，而且公然卖官鬻爵，“自通判以上皆有定价”，都城开封就流传着“三百贯，擢（原作直，误）通判；五百索（与贯含义同），直秘阁”的说法①。
此前，宋金“海上盟约”已在积极进行中。正当宋朝积极调兵遣将与金联合攻辽时，爆发了方腊起义，结集的军队遂南下镇压起义军，没有应约北上攻辽。宣和四年三月才又应约由童贯率军北攻辽南京（燕京，今北京），由于宋军**无能，两次进攻燕京都被辽军击败，至年末才由金军攻占燕京。宣和五年四月，金太祖在宋朝同意下将原贡给辽朝的“岁币”转贡给金朝，并每年加纳100万贯作为燕京地区的“代税钱”，燕京地区划归宋朝；西京地区不再要代税钱而只要宋出“犒军”费后也将移交给宋朝。金向宋移交燕京地区后，宋朝改燕京为燕山府、燕京地区为燕山府路。五月，首相王黼以功升为太傅总治三省事，位在宰相之上。
王黼的所作所为引起皇太子赵桓的不满。王黼就想利用宋徽宗宠爱郓王赵楷的关系，为达到以郓王赵楷取代太子赵桓的目的，采取打击的手法，企图动摇太子赵桓的地位。但是，后来宋徽宗发现王黼与大宦官梁师成互相勾结，两家虽只一墙之隔，还开便门以暗中往来；王黼又受到朱■的攻击。宋徽宗遂于宣和六年九月，“乃拔白时中、李邦彦（为宰相）共政，以分其权”②，结束了王黼三年多的独相政局；十一月，46岁的王黼被罢相致仕。
宣和七年末，宋钦宗即位，王黼慌忙进贺，但宋钦宗已事前下旨拒绝。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南下，王黼不向钦宗奏明即携家属乘船南逃，①《东都事略》卷106《王黼传》。
②《宋史》卷470《王黼传》。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31引《中兴姓氏奸邪录》。
④《宋史》卷470《王黼传》。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31引《中兴姓氏奸邪录》。《曲洧旧闻》卷10作“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与此文字略异，但主旨相同。又《三朝北盟会编》作“直通判”，不可解，因据以改为“擢通判”。②《东都事略》卷106《王黼传》。
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永州（今属湖南）安置①。随即又被开封府尹聂山遣人追杀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南，而托言为盗所杀，时年48岁。
第二节童贯（附梁师成、朱■、李彦）
童贯童贯（1054—1126），字道夫，开封（今属河南）人。少为宋神宗时大宦官李宪的部属，任内侍殿头，曾出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巡检。元符三年（1100）初，徽宗即位后，设明金局于杭州（今属浙江），由时任内供奉官的童贯主持，收集古人字画。蔡京也于这年冬天被降授提举杭州洞霄宫闲差，居住于杭州，竭力巴结童贯。蔡京擅长书法，通过童贯，蔡京的书法作品不断流入宫中，得到宋徽宗的赏识，蔡京在童贯的荐引下重新被起用。
崇宁元年（1102）六月蔡京任宰相后，积极开发西北边疆，以恢复被司马光等放弃的地区。十二月，重新启用原湟州（今青海乐都南）知州王厚（王韶子）任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知军，次年正月又任命他为权发遣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兼洮（今临潭）西沿边安抚使。蔡京对童贯推荐他复出感激不已，遂推荐入内供奉官童贯任走马承受公事，西北的开边活动从此展开。王厚已任河州知州、权管勾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职事，成为一路的军事长官，四月间童贯即以本路勾当公事职衔到达熙州（今临洮）。六月，重新占领湟州后，王厚改任熙州知州、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使，童贯也以功由入内供奉官升为入内皇城使衔。年末，另设熙河兰会路措置边事司，以王厚为长官，童贯升任同措置边事。崇宁三年三月，发兵10万，兵分三路大举进攻青唐（今青海西宁）地区；四月，占领鄯州（即青唐城，改为西宁州）、廓州（今尖札西北），于是完全恢复了神宗时的故疆。四年正月，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湟路，童贯升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成为西北边区最高军政长官。大观二年（1108）正月，童贯加武康军节度使衔，随后又占领积石军（今贵德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地。
政和元年（1111）九月，童贯以检校太尉作为副使，随郑允中出使辽朝，途中有燕（今北京）人马植向童贯献联合女真族灭辽之策，童贯遂将马植改姓名为李良嗣，携带回朝晋见宋徽宗，李良嗣又被赐姓赵。次年，金朝建立，随后宋金“海上之盟”积极进行。
政和二年末，童贯的阶官升为最高的武阶官太尉。政和五年二月，童贯为谋削弱西夏而计划在宋夏边境的横山地区筑城，遂领六路边事。次年初，以太尉任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积极开边。同年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签书枢密院河西和河北两房事，又升为签书枢密院事。宣和七年，再升为领枢密院事，成为最高军事长官，封泾国公，“时人称蔡京为公相，因称（童）贯为媪相”①。
正当童贯为执行宋金“海上盟约”，承担由宋方负责进攻辽南京（燕京，今北京）而积极调遣西北诸路兵将之际，宣和二年十月两浙路爆发方腊起义，迅速占领了广大地区。十二月，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率领准备攻辽的15万官军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军，宋徽宗“亲握（童）贯手送之，曰：东南事①此据《东都事略·王黼传》，《宋史·王黼传》无安置地点，《三朝北盟会编》卷31作衡州或广州。①《宋史》卷468《童贯传》。当时蔡京以三公（太师）总领三省事，因称“公相”，此处用其俗意。尽以付汝，不得已者，径以‘御笔’行之”②，付以极大的权力。童贯知道东南地区为害最大的是“花石纲”，于是命幕属董耘撰写并以诏书名义宣布罢除花石纲以收拾民心。次年八月，童贯在镇压方腊起义后，升加太师衔、徒封楚国公。十月，童贯恢复为领陕西、河北、河东宣抚使，经营北方，并作攻辽的准备。
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三月，金遣使告知宋朝，金军已于正月攻占辽中京，辽天祚帝西逃，请宋军如约攻占辽燕京，于是童贯改任河北、河东路宣抚使，领兵10万进屯河北。其时辽宗室秦晋国王耶律淳即位于燕京，号天锡皇帝，世称北辽。五月，金再遣使向宋告知金已攻占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并与宋再议联合攻辽的军事，于是童贯摆出“王者之师”、“吊民伐罪”的态势，以迫使燕京的辽小朝廷归降，在劝降无效后进军白沟（宋辽界河，今河北拒马河），但遭到辽军的袭击，宋军不战而退，在退师雄州（今雄县）时再遭袭击，童贯所率领的宋军第一次攻辽之战遂以战败告终，宋徽宗即慌忙下诏“班师”③。
宣和四年四月，金军攻占辽西京大同府后，辽天祚帝逃入沙漠，辽朝已基本灭亡。六月，燕京辽天锡帝耶律淳病死，其妻萧德妃以皇太后称制，人心不稳。宋宰相王黼认为是攻打燕京的最好时机。九月，辽易州（今河北易县）、涿州（今属河北）降宋，燕京萧太后也遣使奉表称臣，但并不纳土归降以图保存其政权。宋以为胜利在握，于是童贯督宋军统帅刘延庆进军。十月，降宋辽将郭药师率部属偷袭攻入燕京城内，但由于刘延庆子刘光世没有应约接应而败退，刘延庆慌忙退兵，第二次进攻燕京之战再次失败。童贯慌忙派使臣前往金太祖处，以宋军已到燕京附近，“未敢擅入”燕京，请金太祖“速敕台旨，著都总兵元帅宣令起兵，与本国兵马夹攻前去月日贵得相应，不失元约”①为名，实际是请金军攻打燕京，以掩饰宋军的无能。十二月初，金太祖进兵燕京，燕京降金，只有萧太后等数人逃跑。
宣和五年四月，金向宋正式交割燕京地区后，宋改为燕山府路。五月，童贯因功除去节度使衔而“为真太师，加封徐、豫国公”②。同月，金太祖病死，其弟金太宗即位，从此宋金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
由于受到宰相王黼、大宦官梁师成的排挤，七月以蔡攸代童贯任领枢密院事，以宣抚副使谭稹代童贯任宣抚使，童贯以太师致仕。由于谭稹接纳金朝叛将张觉及拒绝交付已答应金朝的10万（一作20万）斛粮食，金遂攻陷已归附宋朝的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地，并拒绝移交山后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地区。八月，谭稹以处置不当被罢官，重新起用童贯为领枢密院事、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童贯以与金交涉云州地区移交问题为名前往太原（今属山西），实际是准备迎接想向宋投降的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金以童贯准备接纳天祚帝是违约，童贯即否认有此事，后因金兵俘获天祚帝，此事才未成为金军攻宋的借口。
宣和七年六月，宋徽宗以宋神宗遗意，以童贯收复燕京地区之功封广阳郡王，这是宋代除皇亲国戚以外第一个在世时被封王的大臣。正当童贯志得②《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5、卷6。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11，宣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②《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意满之际，金将完颜宗翰（粘罕）也在积极准备攻宋。九月，金派使臣至太原，谎称要见童贯商议金朝向宋交割云州地区事。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金军即将大举南犯，但宋徽宗仍很相信金将移交云州地区，于是督促童贯前往太原。当童贯于十月间到达太原后，派使臣前往宗翰军中进行交涉且打探金军有无南下意向，宗翰即以宋收纳金叛将张觉是破坏金宋海上之盟为借口，要宋割让土地给金。十二月初，宗翰派使臣至太原告知童贯，金已分兵两路大举攻宋，要宋朝割河东、河北两路，金、宋以黄河为界的要求，童贯不作任何抗击金军的部署，立即自太原逃到开封。这时宋徽宗也正准备退位南逃，数日后退位为太上皇，宋钦宗即位。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金军迅速南下，太上皇宋徽宗以赴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烧香为名半夜逃出开封，童贯不仅拒绝了宋钦宗任命他为东京留守以抗金的诏旨，而且正当开封急需援军以抗金之际，他率数万精锐亲军追随宋徽宗南逃。正月末，太学生陈东上书乞诛蔡京、童贯等“六贼”；二月，童贯被降为左卫上将军致仕，到池州（今安徽贵池）居住；四月，贬为节度副使，郴州（今属湖南）安置，又改移广南英州（今广东英德）安置；七月，再移往海南吉阳军（今海南三亚西北）安置，随后又下诏斩首；八月，童贯在前往贬所途中的南雄州（今广东南雄）被斩首；九月，函首至首都，枭首于都市，终年73岁。
梁师成梁师成（？—1126），字守道，开封（今属河南）人。初为入内侍省书艺局小宦官，后领睿思殿文字外库，专主出外传宣皇帝诏旨，逐渐为宋徽宗所宠信。北宋末年科举**，宦官梁师成得以中大观三年（1109）进士甲科①。政和五年（1115）建“明堂”，梁师成任都监，政和七年建成，因此升领节度使衔；宣和二年升领武阶官最高的太尉，四年又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宋徽宗的“御书、号令皆出其手”，于是他挑选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笔迹，伪造宋徽宗的“御书”颁出，外人莫辨真伪，权势熏天。王黼投靠梁师成，很快升为执政、宰相，不仅宰相“王黼父事之，虽蔡京父子亦谄附焉，都人目为‘隐相’”②。梁师成与宰相王黼内外勾结，共同控制朝政，不仅促成宣和四年兴师联金攻辽的燕京之役，在以“策勋”之功升为少保后，又与王黼一起排挤童贯，以谭稹代为宣抚使，导致谭稹因容纳金朝叛将张觉而成为金攻宋的借口，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宣和六年，宋徽宗到宰相王黼府第，发现王黼与一墙之隔的大宦官梁师成府第之间开便门互相往来，引起宋徽宗的不满。当王黼在朱■等人的攻击下被罢相后，宋徽宗也从此不再信任梁师成。当初在宰相王黼为动摇太子赵桓而扶植郓王赵楷时，据说梁师成曾竭力保护太子赵桓。宣和七年十二月，宋钦宗即位以后，太学生陈东等上书请诛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等“六贼”。当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六贼”中的朱■被夺官放归田里，李彦被处死，王黼被贬，童贯已追随宋徽宗南逃，蔡京亦已南逃以①《宋史》卷155《选举志》一、《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宋史》卷468《梁师成传》作“政和间，得君贵幸，至窜名进士籍中”。叙事有误。
②《宋史》卷468《梁师成传》。
避金兵，只有梁师成仍在钦宗左右。太学生陈东再次奏论梁师成“有异志，攘定策功，当正典刑”，钦宗迫于公议准备贬逐梁师成。他也已有所察觉，“寝食不离帝所，虽奏厕亦侍于外”①。正月末，因向金营奉献珠宝玉器，钦宗命梁师成到宣和殿检查搬运的珠宝玉器，乘机下诏贬梁师成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北）安置。当日南行至八角镇（时属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南），“缢杀之，但以其自缢闻，诏赠太师”②。可能遭到群臣的反对，追赠太师之诏也许是始颁即废，所以，一般记载并无赠太师之说。而“籍梁师成家”时，则已是靖康二年正月十五日。宋钦宗当时正被扣押在金军控制下开封城南郊的青城。
朱■朱■（1075—1126），苏州（今属江苏）人。父朱冲是药材富商，广交官吏、士人和商人，声誉日著。元符三年（1100）末，蔡京以宫观居杭州（今属浙江），途经苏州时想在佛寺建阁藏经以祈福，“会费钜万，僧言必欲集此缘，非朱冲不可”①。于是蔡京通过地方官召见朱冲，朱冲对曾任高官的蔡京竭力巴结，表示愿意独力建造，几天后邀请蔡京到寺内请他指定建阁地点，蔡京见到已有数以千百计的木材堆积于寺内，两个月后阁已建成，朱冲的才能受到蔡京的重视。
建中靖国元年（1101），蔡京奉召回京，朱冲“谒道左，丐以（朱）■从行”，希图从此飞黄腾达。朱■在蔡京的推荐下入仕。宋徽宗喜爱奇花怪石，蔡京令朱■告知其父朱冲，暗中取两浙的珍异花石进呈。最初只是进呈树形奇特的黄杨木三、四枝，受到宋徽宗的称赞，以后虽有增加，一年也不过进贡二三次，每次也只是六七种奇花异石。直至崇宁二年（1103）后童贯掌握西北的兵权，已是宰相的蔡京才让童贯将朱■列入军籍，以便冒领开边军功以升阶官，朱■进见童贯，颇得童贯的欢心，进奉奇花异石也逐渐增多。不久，宋徽宗设苏州应奉局，由朱■主持，政和年间达到极盛时期，朱■将东南地区奇花异石，以运粮的纲船（每十船为一纲）装运，经淮河、汴河运往京城，号称“花石纲”。这不仅耗费巨额朝廷经费，而且应奉局及各级地方官乘机进行敲祚勒索，致使稍有奇花异石的民户倾家荡产，东南地区民怨沸腾，成为宣和二年（1120）方腊起义的导火线，应奉局因而一度被废罢。但在起义被镇压以后，复设的应奉司，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作，东南地区的监司官徐铸、王安道、王仲闳及州、府地方官，无不奔走于朱■门下，助纣为虐，“有不附己，即旋踵罢去，时谓东南为‘小朝廷’”，势焰熏灼，前后达20年。宣和五年，收复燕京地区，与此次战役毫无关系的朱■，竟然被称为：“伐燕之役，谓（朱）■有功，自庆远军承宣使进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①，官运达到了顶峰。
不久，金军南下，宣和七年十二月，宋徽宗以太上皇退位，宋钦宗即位，①《宋史》卷468《梁师成传》。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32，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
①《宋史》卷470《朱■传》。
①《东都事略》卷106《朱■传》。朱■早期的活动，也主要参据《东都事略·朱■传》，以其叙事较《宋史·朱■传》前后有序而更符合史实。
当宋徽宗于靖康元年正月初南逃时，朱■追随南逃，而被宋钦宗罢官放归田里。由于朱■罪大而责轻，三月，改为籍没家产，衡州（今属湖南）羁管；四月，改移韶州（今广东韶关）羁管，随即又移循州（今龙川西），九月，下诏处斩。
李彦李彦（？—1126），宦官，为大宦官杨戬部属。政和年间，杨戬立法，开始在汝州（今属河南）追索田主的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所出，增立赋租”，实际是将田主降为佃户，所有荒山废地、弃堰退滩，强制民户租佃，地租数额规定后，田地虽经河流冲荡也不减租，机构称“西城所”，逐渐推广至京东、京西等地。宣和三年（1121）杨戬死后，李彦继任其事，设局于汝州，凡良田美地，李彦指使他人呈告为无主荒田（天荒），田主即使持有地契，也不予理会，以致属县鲁山（今属河南）全县都括为官田，原业主按租佃官田纳租，如有呈诉立即加刑，许多业主因被刑而致死。当地原先负担官府的田税额，则转嫁到其他州县民户负担，地方官吏“皆助（李）彦为虐”。
当朱■大兴“花石纲”时，李彦“发物供奉，大抵类朱■”，用牛车运输送往京城，农户因而无法种田，牛也不能耕田，以致力竭饿死，甚至自尽于途中，“当时谓朱■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①，因而被时人列为“六贼”之一。宦官李彦是“六贼”中权位最低的，积官至翊卫大夫（从五品阶官）、安德军承宣使（遥郡）。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首先被削官赐死、籍没家产。
①《宋史》卷468《杨戬传》附《李彦传》。又，李彦的安德军承宣使属“遥郡”，本身无官品，李彦的官品以武阶官翊卫大夫计品位。
第四十七章宋高宗秦桧第一节宋高宗宋高宗（1107—1187），名赵构，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即位前，为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受封蜀国公、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进封康王。靖康元年（1126），赵构曾作为军前计议使出使金营议和。是年冬，当金兵第二次南侵时，他又作为使臣，赴宗望营中求和。行至途中，因军民劝阻，留于河北。钦宗命他为河北天下兵马大元帅，募兵勤王。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京城，北宋灭亡。五月，赵构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时年21岁。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
放弃中原，偏安一隅南宋政权建立后，因南北军民抗金热潮高涨，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宗泽为东京留守，但同时又任命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入朝上“十议”，提出备战抗金，恢复中原的主张。宗泽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请高宗回驾开封，做收复失地的准备。然而，高宗却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①一开始就暴露了他放弃中原，偷安一隅的思想。以后他撤销李纲等职位，废除各种抗金措施，而把军政大权交给黄潜善、汪伯彦掌握。十月，高宗退至扬州。金兵得知高宗南逃，于是更加肆无忌惮，连年挥兵南下侵扰中原，追逐东南。从此，高宗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记载，这一时期逃避的线路是：建炎元年“十月，幸扬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进幸江宁。八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八年三月，复还临安。”
宋高宗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1129）他逃到江宁（今南京）时就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金朝不许，将洪皓扣留在北方。同年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到金军上书求和，并在致金朝的信中卑躬膝屈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②就在高宗如惊弓之鸟四处逃避又无耻求和的时候，南北军民展开了英勇的抗金斗争。在北方地区出现了像太行山“八字军”、山西和陕西一带的红巾军、河北五马山军、山东梁山泊水军等义军，他们奋起反抗金兵，但是他们得不到南宋朝廷的支持，却遭受高宗勒令解散的连连打击。在此期间，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为代表的抗金将领，也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对南犯的金军给予沉重打击，为宋高宗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正是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才于绍兴二年（1132）以后，逐步形成①《宋史》卷24《高宗纪》一。
②《续资治通鉴》卷105，高宗建炎三年-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