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天演论〉卷下论十六案语》，《严复集》第5册，第1395页。
③《〈天演论〉卷上导言一案语》，《严复集》第5册，第1325页。
④《译〈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20页。
①《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5页。
②《〈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040页。
者。
梁启超的新学和哲学思想梁启超（1873—1929），早年接受正统的传统教育，在十**岁时开始接触西书，此后又受到康有为、夏曾佑和谭嗣同的思想影响，他的“新学”就是以上述三者为基础，通过自己汪洋恣肆、生动活泼、感情充沛的风格表现出来。他的时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史学”等主张，都贯穿着要求思想解放的精神，但又呈现出庞杂多变的特征。
从大体上看，梁启超的学说，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前主要是依据公羊学的变易观念，结合历史与现实，以政论和时评的方式宣传维新变法，抨击封建**和社会上麻木不仁、因循守旧的心理，属于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理论。光绪二十八年以后，他不再谈“伪经”和“改制”，而是写下了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的文章，如介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诺沙、培根、笛卡尔、康德的学说。此举一方面仍然具有思想启蒙的价值，但又有借西学抢占舆论阵地、抵制革命思潮，以及扭曲某些西方思想并将其与唯心主义的理学、心学相糅合的消极性。在传统经学方面，梁启超摒弃了康有为神化孔子为通天教主的粗鄙宗教形式，而用资产阶级文明来装扮孔子，称其为“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本质上是属于自由而非**的学说，从而断言“孔教无可亡之理”。“文明愈进，则其研究之也愈要”①，极力为**思想的代表学说争取保留合法地位。他还写了于此后影响颇大的《新民说》，既讴歌“自由之神”，主张“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又将中国“积弱”的原因，归结于国民的“愚昧落后”、“道德衰败”和缺乏“国家思想”、“权利观念”、“自治能力”等等。宣传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学说，称“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①。可见，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发挥和对西学的引进，主要是服从于尊孔保皇、对抗民主革命的宗旨。梁启超的哲学是儒学、佛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混合。戊戌政变后不久，他曾就世界的本原问题复述了佛学“境由心造”的观点，说“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②，这当然也是陆王之学“心外无物”的简单承袭。稍后在光绪三十年（1906），他又通过日本给中国输入了马赫主义哲学，他说：“盖言宇宙一切事物，其真有真无不可知，不过我见之为有故耳。若无我，则一切现象或竟不可得见。是与我相缘也，相缘故不能为绝对的存在，而只能为相对的存在也”③。把客观事物说成是我的感觉的产物，就是马赫主义的最纯粹的唯我论。
在认识论上，梁启超否认实践第一的观点，认为先有思想和理论，然后才有“事实”和“实事”。他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57页。
①《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69页。②《自由书·唯心》，《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45页。
③饮冰译：《小野冢〈国家原论>注一》，《新民丛报》第74期。
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④他由强调思想理论的能动作用，到完全颠倒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因此他也赞赏王守仁的“致良知”说，认为王学“提出致良知为唯一之头脑，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①。他还宣传康德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视康德哲学也是“以良知说本性，以义务说伦理”，而“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康德的“真我”，就是先验的道德律令，梁启超将其与“良知”所包含的纲常伦理观念相沟通，借以攻击“小人无忌惮之自由，良心为人欲所制，真我为躯壳之我所制”②，抵制革命派所宣传的民主和自由。
梁启超的唯心主义还表现为英雄史观。他说：“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③又说：“世界果借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之传记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数十之英雄，则历史殆黯然无色也。”④不过梁启超在宣传“英雄固能造时势”的同时，也说“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时势亦能造英雄”⑤。他还强调英雄豪杰须有“服公理”、“达时势”的特征，以与民众相一致，使“豪杰之公脑即国民之公脑”⑥。他也运用进化论的观点看待英雄与群众的关系变化，认为英雄是“人群未开化之时代”的产物，以后“文明愈开，则英雄将绝迹于天壤”，只有“人民不依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⑦。这些观点明显带有折衷主义色彩，但较之地主阶级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英雄史观有明显的进步。不过联系到当时中国的实际，梁启超就感到中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①，因而还是要依靠康有为和他自己这样的英雄豪杰来“整顿乾坤”。
章太炎对旧学的总结批判及哲学思想章太炎（1868—1936），青年时代曾受业于晚清朴学大师俞樾，打下了坚实的古文经学根柢，被视为“治经甚精”而又通“经世之理”的“真通经术者”。甲午战争之后，他广习西学；在因“苏报案”系狱期间，又开始习佛学，以后以佛学会通老庄和儒学，一生之中学术思想变化较大。
章太炎早年治经，重点放在《春秋》及《左传》。他继承并发展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想，把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神圣教戒的儒家经典视为“记事之书”，把孔子与司马迁、班固、刘歆等史学家并列，这与视孔子为素王和教主，以《春秋》为改制之书的康有为，在学术上是不同的。但由于章太炎认识到维新变法的进步意义，所以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并未直接与康有为论难。他的第一本学术兼政论的文章结集《訄书》，在政治④《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2页。
①《德育鉴·知本》，《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六，第24页。
②《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63页。③《自由书·豪杰之公脑》，《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33页。
④《自由书·文明与英雄之比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84页。⑤《自由书·英雄与时势》，《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10页。
⑥《自由书·豪杰之公脑》，《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34页。
⑦《自由书·文明与英雄之比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85—86页。①《新民说·论毅力》，《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02页。
上宣传变革，哲学上肯定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并以此作为标准，初步总结评价了对中国历史有过较大影响的人事和学术思想。《訄书》有初刻本和重订本之别，前书宣传社会改良，与康、梁的尊清、崇孔、改制相离而不相反；后书则通过修订，公然排满，提倡民主革命，对改良主义多所批判，以“光复旧物”为资产阶级革命号召。
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章太炎在《民报》、《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文章，一方面继续批驳改良派“以事实徇主义”、歪曲经史以为尊孔保皇服务的经史之学；一方面强调从经史中发掘民族性、民主性的意蕴，作为排满反帝的思想材料，并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诸子学略说》等文章中对孔子的学说和道德展开尖锐批评。由于章太炎具有坚实的经史学基础，坚持“无征不信”的谨严学风，并将其经史研究服从于正确的革命方向，做到了“求是”与“致用”的初步统一，因而在当时思想界造成了极大影响。但是与此同时，章太炎开始主张建立以法相唯识宗为主的“新宗教”，希望以此培植人们的“革命道德”和无畏精神，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结果却使自己转向了“一切唯心”的虚无主义。
在此后10年左右的时间内，章太炎在学术上依然有所发展。他一方面沿着“朴学”的治学路径，写了《国故论衡》（包括《小学答问》、《文始》和《新方言》），探究和总结传统学术；一方面以佛学解释老庄，以社会学解释《周易》。1915—19年他口述《■汉微言》，力图会通古今中西华梵之学，但多调和之说、悲观之情，方法上有时也失之牵强。晚年，章太炎重谈《春秋》，兼及治《礼》，继续阐发“夷夏之辨”、“经国宁民”、“修己治人”的意义，但却是应用于抵抗日本侵略、也对抗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难以协调的目标。章太炎作为古文经学家在近代的代表人物，对历来治经者粗鄙的神学目的论、反动的政治功用论和陈腐的伦理劝教论，曾有所批判；对神怪、附会、考据等陈旧的治经方法有所突破，将传统文化向近代推进了一大步。
章太炎的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訄书》、《菌说》和《视天论》为代表。在继承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论，进而又在中国传统“名学”的基础上，摄取西方形式逻辑和印度因明术，丰富和提高了自己的逻辑性。首先，章太炎肯定世界由物质构成，“空不足持世，惟实乃可持世。”①并认为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原子（阿屯）。对康有为、谭嗣同把精神性的“以太”、“仁”、“不忍之心”、“性海”作为世界本原的唯心主义提出批评，否认有超越天地万物的“仁”和“性海”。他援引细胞学说，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结构，称“今夫庶物莫不起于细胞然非有神宰畀之矣”②。他还肯定世界的发展是由于物质力的运动，如在宏观上他肯定各个天体因摄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而“浮行太空”，而“以己力绕本轴，以摄力绕重心”③；在微观上认为构成物质的原子由于内部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不断处于分解和结合的运动状态，“相易相生相摩”④，由此出现运动和变化。
①《实学报叙》，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8页。②《〈菌说“嫔*1981年版，第82—83页。
③《视天论》，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43页。
④《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63页。
在认识论方面，章太炎信仰感觉来源于物质的反映论，说“知识之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⑤，他把荀子的以目辨色、以耳辨声、以舌辨味等“缘天官”的认识论称为“天下之公言”，而将视客观事物为主观幻化的唯心论叫做“一人之私言”⑥。到写作《訄书》时，章太炎又进一步认识到仅仅依靠感觉是不够的，曾批评颜元哲学的经验论局限，“概念抽象之用少”①，忽视了逻辑的作用。他还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士人不能“‘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言无分域，则中夏之科学衰”②。他于是以荀子、墨子的逻辑学理论为基干，结合西方和印度的逻辑学，力图建立自己的逻辑学体系，以克服王守仁“致良知”的唯心论与颜元经验论的失误，使人求得真知。
章太炎否认鬼神，反对宗教神学。他认为鬼神之说，是由于人们不能对自然现象作出科学解释而杜撰的欺人之谈。他用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称人死则“淡、养炭、轻诸气、盐、铁、燐、钙诸质，各散而复其流定之本性，而人之性亡矣”③。他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说明人体的形成，用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解释动物器官的变化，部分地说明了客观环境和实践与人群进化的关系，并向人们宣传：应该重视科学，正视民族危机，开动大脑机器，才能不断争取生存，争取进步。为了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奴役，他还写了《无神论》，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证明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和上帝“全知全能”的谬误。当然，章太炎仅从形式逻辑入手批判基督教神学，不可能深刻揭示其实质。
如果说章太炎在政治上的落伍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那么他在哲学上向唯心主义的转变则更早。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就提倡建立法相唯识宗的新宗教。他说，“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识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识实性，所谓圆成实也”①。他把“识”（精神、观念）看成唯一真实的存在，把物质世界看成“识”变现出来的假象。还引证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把“自我”看成一切的发端。他虽然强调“自贵其心，不以鬼神为奥主”②，但这种精致的唯心主义与形式粗鄙的有神论具有同样的本质。他并且由这种“一切唯识”的唯心主义出发，取消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化解一切差别和矛盾，终于形成“万物一齐”的相对主义，主张消泯彼此、是非、大小、文明野蛮的界限，达到“物亦非境，识亦非境，则有无之争自绝”的境界③。这些虽然不乏代表弱者追求解放和“一往平等”意愿的倾向，但更主要的还是体现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弱小，因而转向在精神世界中通过淡化矛盾、麻痹斗志、以求得虚幻的自由平等的精神状态。
孙中山的进化论思想、知行学说和民生史观⑤《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70页。
⑥《后圣》，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7页。
①《訄书·颜学》，《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②《訄书·王学》，《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48页。
③《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68页。
①《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414页。
②《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69页。
③《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第6卷，第4—57页。
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④。他不仅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政治理论纲领——三民主义，而且他的哲学思想同样产生过巨大影响。
孙中山的世界观，主要受到欧洲十九世纪实验科学的影响，认为“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多非真知识也”①。西方自然科学的归纳、比较、观察和实验等手段，对他的思想方法起了哺育作用，使他认识到科学就是“主张用观察和实验研究万事万物的学问”②。并据此划分科学知识和宗教迷信的界限，说“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而宗教则“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③。孙中山终生反对封建迷信的“天数气运”之说，认为只要掌握了科学，“人事可以胜天”。从实验科学方法论出发的思想，使他自发地倾向于唯物主义。
进化论作为一种自然哲学观点，就是在同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形成的。正因为这样，孙中山推崇进化论，认为它的出现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由是乃知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④。他认识到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这种观点虽还缺乏具体的分析作为依据，但他将进化论与革命主张联系起来，论证了民主革命的合理性，并驳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把进化论与渐进论结合、反对革命的主张，批评他们“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⑤。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的进化论的自然观继续发展。他以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等科学知识，阐述从宇宙到人类社会的物质世界的自然发展过程，论证“天地万物皆由进化而成”，进化是“自然之道”，并把客观世界分为“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三个时期。对于物质进化，孙中山沿用了“太极”、“以太”的概念，但认其为物质的而非精神的“气”，指出宇宙的形成和发展，是源于“以太”的运动和变化。这种宇宙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宇宙静止观是相对应的。
对于物种进化，孙中山创造出“生元”说，“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年而人类乃成”。他所说的“生元”，指的是“生物之元子”，“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①。他把原生生物的出现看作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结果，而人又是这种生物进化的结果。
孙中山运用进化的自然发展观来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无限发展的过程的产物，落脚点是鼓励人们顺应历史的发展，不断革新，不断前进。他说：“因为讲地球的来源，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类的本源④《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①《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0页。②《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页。
③《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页。④《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4—195页。⑤《在中国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1页。①《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5、3页。人类庶物由二十万年以来，逐步进化才成今日的世界。现在是什么世界呢？就是民权世界。”②最终是要说明民主革命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进化论本身不可能真正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十八至十九世纪实验科学的经验论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所以，孙中山的唯物主义观点是自发的、不彻底的和机械的。例如，他接受了当时细胞学说方面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把有机体看作是细胞的机械组合，于是认为细胞——“生元”是一种“有知觉灵明”、“有动作思为”、“有主意计划”的精微神妙的东西，将其理解为物质和精神合一的“基本机体”①，这就带上了二元论的色彩。因为孙中山的进化论和自然科学经验论在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认识上始终是直观的和表面的，因而最终在论述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时，就产生了含混和动摇，可以说他未能完全摆脱唯心主义的思想影响。
孙中山在革命屡遭挫折之后，于1918年写《建国方略》时，认为革命失败是由于党人在思想上“信仰不笃，奉行不力”，而这种思想错误又是由于中了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难”之说的毒害，于是提出了“知难行易”说。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寻求认识论的武器，冲破了宋明理学家以神秘的内心体验为“知”、以封建道德践履为“行”的唯心主义和伦理原则，而且直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与真理背驰”，“不合于实践之科学”②，反映了他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批判精神。
“知难行易”说的积极意义在于指出人获得知识必须经过“行而后知”
的阶段，肯定了“先有事实，后有言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是对“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批判。高度重视“行”的作用，把“行”看作是人类获得知识的前提和进步的原因。对于知行关系，他作过这样的概括：“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①把人类的知识进步看成行知相长过程。
孙中山把人类进化和知识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他说，“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②。这种机械的阶段划分当然不尽科学，但他主要表达的是知识文明是人类进化的产物，知是从行产生的，而不是受之于天赐神启或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他曾以多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为例，论证科学知识的获得有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强调“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③。他所说的事实，带有经验论的狭隘性。但他能根据事实和经验发展自己的认识，他的政治主张能随时代潮流而进步，正是源于认识上的这种积极倾向。但是，孙中山的知行观也有二元论的因素。他对“行”的理解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虽然其中也包含着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和科学实验的意义，但仍然限于孤立、抽象的人的个体活动，没有上升为人类整体的社会实践，从而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及其具体的历史发展，这样来讨论知行问题，不能最终②《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6页。
①《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页。②《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0页。①《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9页。②《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0页。③《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66页。
揭示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当孙中山在强调“不知亦能行”时，就把行与知截然对立起来了，那么这种“不知亦能行”的“行”，就几乎成了纯粹生物学上的本能行为，根本不是人类具有自觉的能动性的“实践”，而且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纯粹的“不知而行”和“知而后行”的阶段。孙中山把“行”与“知”机械地分割开来，亦难免知行分裂的二元论错误。于是有时强调“行”，而停留在感性的经验论阶段；有时又夸大“知”的作用，认为“心”是“万事之本源”，“心之作用大矣哉”①，表现出混乱和自相矛盾。
由于孙中山哲学思想上的二元论倾向，所以不能把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念贯彻始终。他一方面认为，“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②，一方面又把人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三类。把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视为无知的追随者，这既源于认识论上的二元论倾向，也有阶级的偏见。孙中山用进化论的发展观来观察历史，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草昧进于文明的自然过程，相信人类社会会越来越光明进步，并认为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完全是符合规律的行为。他从地球的形成、物种的进化来证明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强调社会的发展有着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而且这种趋势不是来自“天意”和人们的“心力”，而在于社会本身。因而进步和革命的事业虽然有时遭到挫败，但最终会得到成功。
然而，社会历史现象不完全同于自然现象，它贯穿着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孙中山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在深入探讨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时，观点却不能说全然科学。他认为，“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③，这就是所谓“民生史观”。
孙中山曾解释“民生”的含义：“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①，包括了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对生存、生活的欲求。这表明孙中山具有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寻求社会进化的动因、力图用人类的物质生活状况说明历史发展的意向，因而接近于唯物主义；但是孙中山又离开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虽然看到了生产斗争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却没有看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把历史发展的重心归结为人类求生**的主观领域之中。尤其是他强调“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②，而阶级斗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③，是兽性“尚未能悉行化除”的表现④，明显地脱离了人的社会性。他把国家看成是人类的“互助之体”或“人之积”，把民族思想说成“根于天性”，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把政权称为“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孙中山未能摆脱抽象的人性论的影响。
①《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9页。②《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页。
③《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5、371页。①《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页。
②《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5页。③《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9页。
④《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6页。第二节史地之学和考古学清中叶的稽古之学，在乾嘉学风和“盛世”表象的笼罩下，学者们主要致力于校勘前史文句，订正或补充前史所载史料，以及编纂方志、谱牒诸方面，史地之学虽有发展但缺乏创造性开拓，倾向于“内”（在原有史著之内和中原之内）的“毛举细故”。鸦片战争之后，由于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经世致用的学风兴起，史地学家的视野逐步开扩，其思想观点、研究方向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一部分人首先从考校补正前史的范围内解放出来，研究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当代史地、边疆史地、乃至世界史地一时成为风气。若干与当代政权直接联系的课题，如明末清初史，也有人加以研究。
近代史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阶段。在直至维新运动时期的第一阶段内，虽然研究范围有所扩大，在史著的观点和体例上也有一些变化，但没有根本突破传统的形式，作为史学家灵魂的社会历史观，还没有达到完全崭新的高度，所以第一阶段的史学，只能说是传统史学的终结与改革，它孕育着资产阶级近代新史学的萌芽，但还不是新史学本身。
龚自珍、魏源的史学思想和史地著作龚自珍和魏源都受到今文经学的巨大影响，因而都曾运用《公羊传》的“三世说”，表达他们变易的社会历史观。在他们看来，当时中国社会已是处于“衰世”或曰“末世”，只有改革才能自救。他们的史学就是为改革服务的史学。
龚自珍在史学理论上有一定建树。他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即主张通过历史研究了解社会变化之道，这就是治史的最高目的。为此，他对治史的方法提出较高的要求，认为史学家不仅要记录史事和评判是非善恶，必须“善入”和“善出”。“善入”就是要深入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制度等各个领域的深层；“善出”即是“出乎史，入乎道”①，了解其所以然，并把握社会变化的规律。他还认为学术与治理密切相关，“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②，尤其强调史学有关于国家的盛衰存亡，因为它在培育人们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以及造就人才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③，以证明史学的巨大功用。为了发展史学，他提出了“史之才”的标准：“识其大掌故，主其记载，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贽，下不鄙夷其贵游，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认为那些媚于当道，求宠求禄，“徒乐厕于仆妾、俳优、狗马”的人，是无论如何算不上“史之才”④、无法胜任史职的。
龚自珍的史学著作不多，代表作是《蒙古图志》，为图28、表18、志12，表、志之前都有序文。梁启超称之为“深通史裁之作品”⑤。另有《北路①《尊史》，《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1页。
②《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页。
③《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2页。
④《古史钩沉论四》，《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8—29页。
⑤《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322页。安插议》、《西域置行省议》，注重西北边疆问题，是历史、地理与现实政治的结合之作。梁启超称其“言新疆事颇中窾要”，而且40余年后清政府在新疆的行政措施正如龚自珍当年所言。
魏源虽然也和龚自珍一样，没有完全摆脱“三世”循环论的束缚，但却强烈地反对复古。他说，“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批判留恋古昔、食古不化的陈腐观念，认为新陈代谢是必然之势，所以“天有老物，人有老物，文有老物”①，把社会历史看成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因而“天地”、“祖宗”、“圣人”都“必当自变”②。他高度重视史学家的修养，强调史学家必须树立历史客观性的观念，要尽力占有历史资料，并注意从中探寻出历史规律——“道”，不媚不诬，努力做到“于局中而具局外之识”③，以使史学能更有效地作用于现实社会。
魏源的史学著作很多，主要有《明代食兵二政录》（道光七年，1837）、《圣武记》和《道光洋艘征抚记》（道光二十二年，1842成书）、《海国图志》（有五十卷本、六十卷本和百卷本，分别成于道光二十二、二十七年，咸丰二年，1842、1847、1852）和《元史新编》（咸丰二年，1853成书）。《圣武记》和《道光洋艘征抚记》是魏源的当代史著作。前书采纪事本末体裁，叙述清朝历代武功，诸如清初建国，消灭明朝政权，平定三藩，征服蒙古、准噶尔、厄鲁特、回疆、西藏等处，清皇朝与俄国、朝鲜、缅甸、越南的关系，镇压苗民、白莲教、天理教等起义以及统一台湾等重大事件。意在总结历史经验，既以皇朝政权的赫赫武功激发举国上下的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也如实揭示清朝政权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书中对“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于贻误于国家”；对于“吏饕民困”、“财用不足”、“人材不竞”、“令不行于境内”的社会危机；以及战争中战和不定、调度失宜、将骄兵悍、纪律败坏、赏罚不明等**现象，均有分析批评。后书则完整地记载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总结了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经验教训，尤其对统治集团中的投降派加以揭露，锋芒直指道光帝、穆彰阿、琦善、奕山等人。对林则徐、邓廷桢等抵抗派和爱国官兵予以热情肯定，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书中还提出了“师夷长技”的纲领，并具体建议采取开办造船厂“以整水师之武备”的措施。
《海国图志》是历史、天学、地学、科技和时政的综合著作，精华在第一部分《筹海篇》。这部书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补救措施：如严禁鸦片、广开贸易、兴办工厂、加强海防和讲求养兵练兵之法，从而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纲领系统化。书中其他部分分别介绍了世界各国史地和政情，对英、法、美、俄介绍尤为详细。此外还选载了与鸦片战争有关的档案材料及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国外情报资料；收集了西方关于船炮、水雷、望远镜、测量器具的技术资料，附有图表和数据。最后是关于天学和地学等有关自然科学知识，可谓当时的百科全书。《海国图志》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写作目的，表现了作者在了解世界情况和更新观念上的巨大突破，开创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新风，对此后中国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①《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页。
②魏源：《书古微·甫刑篇发微》卷11。
③《默觚下·治篇十六》，《魏源集》上册，第79页。
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的过程中，牵涉到元史，于是取《元朝秘史》、《蒙古源流》加以研究，参以邱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西使记》和历代西域传记，写成《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图》、《元代征西域考》及《元代北方疆域考》，最后在此基础上写成《元史新编》。《元史新编》对明代官修《元史》作了正误补阙、删繁弥陋的工作，在体例上改变旧史一人一传的形式，而传以类从。这部书对后来的元史和西北史地研究，具有相当影响。其他有关鸦片战争的史地著作与魏源同时或稍后，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有关鸦片战争的著作，其中较著名的有梁廷枬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梁廷枬（1796—1861），参加过广东的禁烟活动和人民群众抵抗英军侵略的斗争，他参考了《道光洋艘征抚记》的早期抄本《夷艘寇海记》，写成《夷氛闻记》。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保存着较多的广州三元里抗英活动和广州升平社学组织活动的第一手资料。但作者的识见显然不及魏源，他反对“师夷”，认为这有失国体之尊严。
夏燮（1800—1875）的《中西纪事》，是根据当时流传的奏稿函札、条约章程、新闻报纸等资料整理而成的。该书所记，始于早期通商，迄于咸丰十年（1860）中英、中法签订的《北京条约》，对于两次鸦片战争的经过、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交涉，均有详细记载。揭露了英、法、美、俄的侵略罪行，歌颂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事迹。也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徐继畬（1795—1873）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同时，开始编撰《瀛环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成书。由于他在鸦片战争前后正在广东、广西、福建任职，与外国人有所接触，学到了一些外国史地知识。《瀛环志略》载地图42幅，对世界五大洲近80个国家作了介绍，内容包括地理位置、历史变迁、政治经济、风土文化等等，而重点放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书中地图绝大部分由西方地图册中采集，绘制精确。叙述则侧重于近世，兼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神异之说则摒弃不取。这部书后来对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日本的影响，仅次于《海国图志》。
边疆史地和元史研究的发展鸦片战争使“天朝上国”的清帝国大损威严，不仅东南沿海门户被打开，西南、西北和东北边疆的危机也渐引起有识之士注意。加上明代官修《元史》潦草芜秽，尤其是元朝奠都燕京之前四朝（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事迹概付阙如，清代史学家一直有志于勘治元史。此外还由于一些被流戍西北的官吏、士人的实地见闻感受，增强了他们研究边疆史地和元史的兴趣，使得这方面的学术出现了长足的进展。
姚莹（1785—1853）的《康輶纪行》是西南边疆研究的代表之作。这位爱国官吏在鸦片战争中任台湾兵备道，曾有效地抗击了英军，但事后却遭诬陷贬官，罚往四川和西藏。他饱含爱国热情，从事调查研究，“就藏人往西事”，写成记述我国西藏地区以及印度、尼泊尔以至美、俄等国有关情况的《康輶纪行》。在四川时，他就对英国侵略者在西南的贩烟活动路线作了调查，到西藏后又详细调查了印度、尼泊尔的进藏路线，并将西藏境外各国地形绘制成图。他尤其关注英、俄有关情况，认为英国有“长驱入藏”的野心，主张利用二者的矛盾而采取“制驭”方略。书中不仅详载进藏路线、距离，也介绍了西藏的民俗、生活、宗教等问题。姚莹对西南边疆情形的调查和研究，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
这阶段的边疆史地和元史研究，除前述魏源的《元史新编》之外，首先是曾官湖南学政、后因事遣戍伊犁的徐松（1781—1848），得以实地勘察西北边地，写出了《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和《新疆识略》。接着张穆（1805—1849）曾校订《永乐大典》中的《皇元圣武亲征录》和祁韵士的《西域稀地》、《藩部要略》，并研究俞正燮的《俄罗斯佐领考》，写出了《俄罗斯事补辑》、《北魏地形志》和代表作《蒙古游牧记》。
《蒙古游牧记》的写作，是因张穆有感于“内地各行省府厅州县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纪事，考古镜今独内外蒙古未有专书”，人们难以系统了解蒙古情形。该书在编纂上沿用了史志体裁，但根据蒙古族“以畜牧为主，不常厥居”的生活方式，以历史上各盟、旗为单位，“因其部落而分记之”。记叙各部情况时，首叙封爵功勋，继考古今舆地及山川城镇的沿革，终言会盟贡道。取得了“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的效果。此外，还有曾任刑部主事的何秋涛（1824—1862），究心时务，对西北史地尤有兴趣。他又精于汉学，遂把汉学家的考据精神和方法，运用于边疆史地研究，将官私著述中有关北部边疆的史料加以分类、排比、考订，编辑为《北徼汇编》，于咸丰八年进呈书稿，被改名为《朔方备乘》，然未刊即毁残于英法联军之役，到光绪年间才经他人据残稿补缀刊行。
《朔方备乘》之作，意在歌颂清初武功之盛，希望清朝统治者总结经验，振作精神，抵御外来侵略。该书范围不限于蒙古、新疆和我国东北，对西伯利亚、中亚乃至东欧，亦俱有考证。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中俄关系的史料考订和记载，既具体地叙述了清初俄国在我国东北边疆的扩张、两国交兵、会谈分界立碑的史实，也介绍了康熙年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经济、文化上的友好往来。其另一进步之见，是强调各民族间要互相尊重对方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以稳定人心，加强团结。该书还对土尔扈特蒙古跋涉万里、重返祖国的原因作了分析，对这一爱国行动及边疆各族人民不屈服于外力威胁的光荣传统加以热情赞扬。
此后直到清末，致力于元史研究并取得较大成就的，还有李文田（1834—1895），代表作是《元秘史注》，取材宏富，于《元秘史》中涉及的地理、年代、史实均有详细参证和考订。洪钧（1839—1893）在使俄期间，接触到波斯人拉施特哀丁的《史集》和亚美尼亚人多桑的《蒙古史》以及其他西方史料，编成《元史译文补证》一书，不仅扩大了史料来源，而且开辟了中西比较、参互对勘的治史新途径。
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元史的研究仍在进展。屠寄（1856—1921）著有《蒙兀儿史记》，偏重于记载忽必烈以前史事和各大汗国史迹，取材兼及中外，于西北地理沿革考证尤为详尽。曾廉编有《元书》。柯劭忞（1850—1933）著成《新元史》，注意吸收了前人对元史研究的成果，对旧《元史》多所补正，但体例和观点一仍其旧。
中俄边界一度是边疆史地的研究热点。曹廷杰（1850—1926）在光绪十年至十三年（1884—1887），通过研究有关史料和实地勘察，写成《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等书，详细记述了俄国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的情形。尤其是拓回永宁寺碑文，于研究明代东北边疆，意义重大。另外，屠寄著有《黑龙江舆地图说》，洪钧有《中俄交界全图》，二十世纪初邹代钧作有《中俄界记》。近代的史地研究，促进了历史沿革地理学的发展，造成了一批专家，其中以杨守敬（1839—1915）和丁谦（1843—1918）成果最多。杨守敬著有《汉书地理志补校》、《隋书地理志考证》、《水经注疏》、《水经图注》、《历代舆地图》，均被视为名作。丁谦则编有《蓬莱轩舆地丛书》等，为社会普及了地理学知识。
突破禁忌的明史研究清初官修《明史》，对南明小朝廷和抗清的人物事迹记载极为简略，但当时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汉族士人曾遗留下大量野史笔记，在民间流传。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冲击，使得清皇朝在思想文化上的控制相对削弱，撰写明史的著作渐渐问世，继前述魏源的《明代食兵二政录叙》之后，还有徐鼒和夏燮的有关史著。
徐鼒（1810—1862）于道光三十年（1850）入清朝史馆，着手研究南明史。他参考前人有关史书60余种，兼及诸地方志和诗文集，于咸丰十一年（1861）写成《小腆纪年（附考）》。该书起自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44）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终于康熙二十一年（83）台湾郑氏政权归顺，以编年体记载其间40年史事。他同时作有纪传体的《小腆纪传》，两书并行，使这段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行动公之于世。夏燮于同治十二年（1873）刊行了《明通鉴》，其中南明部分占6卷。
该书注重鉴别史料、考订事实、兼及讨论治乱得失，寓评于编。徐鼒和夏燮两人在政治上都依附于曾国藩，是封建道统、秩序、伦常的维护者，因而其指导思想都未能摆脱春秋笔法和《御纂资治通鉴纲目三编》的影响。不过他们都注重“人事”，敢批评“苛政”，强调“直书其事而得失劝惩寓焉”。他们还站在汉族地主阶级的立场，歌颂因对抗农民起义而死的“忠节之士”，也记录并表彰了抗清的“忠臣”、“义士”的事迹，不过都巧妙地通过引用清朝皇帝谕旨的方法加以表达。
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人走向世界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西方史学随同外国其他文化已逐渐传入中国，到维新运动之前，在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书籍有25种，大部分为编译的外国史著。通史如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美国谢卫楼著、赵如光译的《万国通鉴》，古代史如英国艾约瑟辑译的《欧洲史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近代史如英国马恳西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原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列国变通兴盛记》，国别史如《俄史辑译》、《大英国志》，日本冈千仞著的《法兰西志》、《米利坚志》，人物传记如黎汝谦译的《华盛顿传》等。当时影响较大的是冈本监辅著的《万国史记》和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口译、蔡尔康笔述的《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史记》反对以欧洲为世界中心，对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印度、土耳其、波兰表示同情，同时书中主张讲求新政新学，赞美欧洲的立宪制度。《泰西新史揽要》主要记叙十九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李提摩太口译时盛赞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行为辩护，还攻击法国式的民主革命，宣扬温和的改良主义思想。但该书毕竟介绍了法国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传播了破除封建**积弊、力主“变通”求新的观念。这几本书很适合刚从封建营垒中转化出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的需要，所以王韬曾赞扬《万国史记》、《法兰西志》和《米利坚志》，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时，曾推荐《泰西新史揽要》。
与此同时，由于官吏出洋考察、留学生出国求学和少数人因其他原因出国，各种游历外国的笔记、日记、闻见录渐渐出现。如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斌椿的《乘槎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日记》、郭嵩焘的《使西日记》、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王韬的《扶桑游记》等等，记录了近代中国人对世界的直接闻见和观感。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出现了王韬和黄遵宪的外国史著作。
王韬和黄遵宪的外国史著作王韬（1828—1897），于同治元年（1862）到香港，同治六年冬开始游历欧洲，两度经过法国，通过参观访问以及与法国学者交往，对法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和社会状况有所了解。他于同治九年（1870）回到香港，编辑了《法国志略》，次年又编撰了《普法战纪》。王韬赞成“君民共主”，希望中国学习西方，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因而主张“志欧洲地理必兼政事”，且剪裁时注意“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在记载法国历代大事时，尤注重法国与邻国的关系，并专载有关通商、军政、物产、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情形。
黄遵宪（1848—1905）从光绪三年（1877）任驻日使馆参赞，在日本居留四年多，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作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于光绪十三年（1887）编撰成《日本国志》，这是到那时为止中国人所写的篇幅最大、内容最翔实的外国史著作。该书将日本数千年历史用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等十二“志”胪列分叙，全书贯穿着“物穷则变，变则通”的历史进化观点，肯定了日本民族不断向外部世界学习的态度，重点记叙了明治维新的各种举措和发展过程，“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涉西法，尤加详备”。对调查研究所得资料，如当时日本政府和各地方、各机关发布的公报，法令及统计数字，予以认真收录，从而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和研究日本的信史。梁启超称该书“在旧史中实为创作”，更有不少人惋惜此书迟迟于写成后的七八年才刊行，以致中国人不了解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了败仗。
王韬和黄遵宪都注意了“史”与“论”的结合，分别用“逸史氏曰”和“外史氏曰”的形式阐发自己的观点。同时，他们在叙述和议论的过程中，都有将中外情形加以比较的倾向，借以表达自己渴望向外国学习、实行改革的进步愿望。他们还抛弃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妄自尊大态度，不再以“夷狄”看待他国；同时还感到中国旧史书“专叙历代治乱沿革”而对“国势民情”略而不书是重大缺陷，因而有意使用不少篇幅记载法国和日本社会的经济生活、发明创造、人才培养和风俗习尚。王韬和黄遵宪的史学著作，呈现出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化的态势。此外，王先谦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曾据中日两国史料，写成《日本源流考》一书，该书记载自日本建国到明治二十六年的日本历史，对明治维新的经过和措施记述尤详。但他认为日本“万世一系”的“世王”制度，是日本得以长期保持独立和维新能够迅速成功的主要原因，体现出他拥护君主制度的落后观念。
清末的当代史料编次和有关历史研究清代对于文献资料的保存和编次相当重视，晚清仍然保持了这一传统。
于“实录”类有《宣宗实录》、《文宗实录》、《穆宗实录》、《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于“东华录”一例，王先谦于光绪十年（1884）完成《九朝东华录》，属于晚清的有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朱寿朋于宣统元年（1909）补辑了《光绪朝东华录》。属于“方略”类的，有奕?等编纂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钦定剿平捻匪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钦定平定贵州苗匪方略》等。光绪朝续修《大清会典》，起自嘉庆十八年（1813），迄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刘锦藻编有《清朝续文献通考》，起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迄于宣统三年（1911），凡400卷。此外，李桓编纂有《国朝耆献类征》，李元度编纂有《国朝先正事略》。
晚清外患连绵不断，故外交史料亦多。计有道光朝、咸丰朝、同治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光绪朝、宣统朝的《清季外交史料》，系统记载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交涉事件和有关条约。此外，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前的道光十七年（1837）编成的《皇朝经世文编》，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有助于当时和此后经世学风的高扬，给士人提供了评议时政的先例和思想资料，因而踵继者不绝。从咸丰元年（1851）到1914年间，各种以“补编”、“续编”、“续集”、“二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和“统编”等名目出现的经世文集，共达18种之多。
同史料编次的情况相比，晚清的当代史著作略显逊色。除前述与鸦片战争有关的著作外，此后关于太平天国和湘军的著作主要是夏燮的《粤氛记事》、张德坚的《贼情汇纂》、王暝说摹断婢?尽泛屯醵ò驳摹断婢?恰贰Ｓ泄匚煨绫浞ǖ闹?髟蛴辛浩舫?摹段煨缯?浼恰贰⒑?季吹摹段煨缏乃?肌泛鸵兜禄缘摹毒趺砸?肌贰３?肆浩舫?摹段煨缯?浼恰分?猓?渌?分?奶謇?椭傅妓枷刖?舫戮桑??糠质妨霞壑低猓?ι瓶沙隆＜鞘鍪倍谓铣ぁ⒈嘧胱猿商逑档氖分??褂型踔?旱摹豆??嵩都恰罚??淝?饷阑?寤食??适都?恫荒苡胛涸吹摹妒ノ浼恰吠?斩?铩?
对其他古史、古学的讨论和研究此处所说的古史，包括自上古先秦经秦汉、魏晋到隋唐两宋的历史。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学者，在田野考古发达之前，对于上古先秦乃至两汉的研究，主要根据是儒家经传注疏、先秦诸子、《史记》和《汉书》，经学和诸子学常成为研究重点。对于汉代以下的研究，根据则是历代正史、有关古籍和学者文集。研究成果则多为考、注、疏、解、辑补、订正之类。所谓古学，即指经学、诸子学和研究其他古史古籍的专门之学。
关于经学的研究，晚清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古文学派的重镇章太炎，在前面有关部分已多次论及，不宜多作重复，故只将其余研究成果有较大影响的学者，按“汉宋调和派”、“今文学派”、“汉学—古文学派”，略加区别和扼要评介。
首先，汉宋调和学派。
这一派在近代的开创者是阮元。阮元（1764—1849）曾任浙江、江西巡抚，两广总督，晚年为体仁阁大学士。他受戴震弟子王怀祖、任子田影响，承乾嘉学风余绪，持以古训求义理的治经态度，认为“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①，但也曾自称“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①，进而推至孔、孟，归结为《诗》《书》。阮元是以训诂求义理的专家，长于归纳，其治学方法是先罗列古训，宁繁勿漏，继之以统整条贯。他反对“以我之性灵思而求其通”，排斥陆王而接近朱熹，于调和汉宋之中又显尊汉抑宋。由于他主持编刻有《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和《皇清经解》，从而成为清代经学名臣的最后一个重镇。他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因而在此后数十年中形成为一股学术思潮。
受阮元影响最大的是陈澧。陈澧（1810—1882）曾任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自称“泛滥群籍”，“无不研究”。他明确主张调和汉宋，称“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汉儒，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亦非也”②。著有《汉儒通义》，于汉儒22人著作中，集录出说经之书，加以排比研究，求其相通，该书对研究汉代学术思想，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所著《声律通考》，是考释古代乐律的精善之作。代表作是晚年成书的《东塾读书记》，该书论及《孝经》、《论语》、《孟子》的义理，五经中重大问题的争论，还讨论了郑玄、朱熹的治学方法。陈澧反对门户之争，不取繁琐考订而求大义，对宋学、汉学、时文科举都有批评，强调学术“归本乎心术人才”。但他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动荡时代里，却始终不涉及经世，并公言反对“贵近而贱远”，主张“贵远而贱近”。类似陈澧的有朱一新。朱一新（1846—1894）曾官陕西监察御史，因疏劾李莲英弃官后，任端溪、广雅两书院山长。朱一新指责乾嘉学者“逐末忘本，曼衍支离，甚且恣肆无忌者，诚为经学之蠧”①，但仍然主张兼采汉宋之学，“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乾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②。朱一新还明显受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影响，主张重视史学，以为“当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③，打算转换方向以治史。朱一新逝世前，康有为已在传播《新学伪经考》，他于是致书康有为，对康有为的考证方法逐一批驳，申言《左氏春秋》非刘歆伪作，《公羊春秋》改制只是一家之言，六经及《论语》、《王制》不能与《公羊》强通，因而不能说六经俱为托古改制之作，并认为分辨今古文家法无益于时用。朱一新在政治上是守旧派，然而从学术上看，所论足破康有为“新学伪经”、“孔子改制”的附会曲解。
其次，晚清今文学派。
①阮元：《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研经室续集》卷1。
①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二集》卷7。
②陈澧：《汉儒通义自序》。
①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复王子裳》。
②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复傅敏生》。
③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弟怀新跋》。
继宋翔凤、龚自珍于传统旧学中宣扬今文经学之后，魏源亦由崇尚宋儒理学转向今文经学（当然魏源不仅仅是今文学者，其哲学、史学贡献已如前述），魏源在今文经学方面著有《诗古微》，考证《诗经毛传》及《诗序》为晚出伪作；有《书古微》，谓不仅东晋《古文尚书》为伪，连东汉马融、郑玄的古文说，亦非西汉孔安国之旧说；有《董子春秋发微》，肯定董仲舒的思想学说。魏源的这些著作把今古文的分歧从庄存与、刘逢禄所认为的在《春秋》经传，延及到了《诗》《书》方面，扩大了怀疑范围。魏源的这些书中同样包含着反对墨守、主张变易的可贵思想，但在理论根据上却以“复古”的形式出现。他说，“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①。魏源治经主张摆脱传注而直求经文，并以微言大义为经术政事的理论张本，因而对乾嘉学风多所批评，称汉学“无用”，说戴震诋程朱是为“争名”，而对造成考据学风的政治环境缺乏分析批评。因而后来颇引起人们（尤其是章太炎）的反驳。
比魏源稍后的今文学家有邵懿辰和戴望。邵懿辰（1810—1861）排斥考据学，以理学和今文学观点解释经典，主要著作有《尚书通论》和《礼经通论》，后书称《仪礼》为足本，《逸礼》39篇皆刘歆伪造，进而把今古文之争的范围延及《礼》。戴望（1837—1873）初研究颜元，著有《颜氏学记》，使颜元之学引起人们的重视。又受前辈今文学家刘逢禄、宋翔凤、陈奂的影响，以求微言大义为职志，作《论语注》，率先用公羊家法解释《论语》。邵懿辰官刑部员外郎，在家乡杭州对抗太平军失败自杀；戴望曾游于曾国藩之门，两人在政治上均属于保守派。
以后主今文经学的还有王暝恕⒘纹胶推の?稹Ｍ蹶运（1832—19）
曾游于曾国藩幕，清末官翰林院检讨，民初曾任清史馆馆长。不仅以散文、诗词和史著《湘军志》著称，还研究经学和诸子学。在经学方面著有《周易说》等九部书，影响最大的是《公羊笺》。廖平（1852—1932）为王暝搜????谓讨埃?庑魇??辏?886）出版《今古学考》，主张“平分今古”，“以《王制》主今学”；接着转向“尊今抑古”，作《知圣篇》，说孔子受命改制、六经皆孔子为改制而作；作《辟刘篇》，称古文经学出于刘歆，成于东汉，因而多为伪作。廖平的这一学说对康有为思想影响最大。但廖平不参与时政，而且于经学研究屡改看法，一生中有混合今古、平分今古、尊今抑古、古大今小、天人之学等多次变化。皮锡瑞（1849—1908）曾参加湖南地方的维新运动，治经宗今文，景仰西汉今文大师伏生，但不象康有为那么武断，也没有廖平的怪诞，持论较为公允。著有《尚书大传疏证》、《五经通论》，多有心得，并示人以治经途径。还有一部《经学历史》，提纲挈领，将绵延2000多年的经学作一既有系统、又有阶段区分的综合介绍，具有门径清楚、善于归纳整理旧说之长，可说是第一部经学专门史著作。然而他所说的六经断始于孔子，《易》、《礼》均为孔子所作，以及“孔教救国”、相信纬候等态度都是不科学的。
以上简单论列近代今文诸家，可以说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戴望、邵懿辰、王暝恕⒘纹街钊斯赜诰?Ъ?獾姆⒄购图?蟪桑??巧鲜鲋钊酥鸩教岢隽恕吨芄佟贰ⅱ?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上册，第152页。
《左传》、《诗经毛传》、《逸礼》、《古文尚书》、《尔雅》等书的后起伪作问题，康有为才提出“新学伪经”，整个推翻古文经学的独尊地位。在康有为之前，大部分今文经学家虽有变易思想，但由于没有以外来学说作为借鉴（魏源了解一些外部史地知识和时事，但还未深入到“学说”），因而只能在传统学术中兜圈子，甚至以复古为变革。康有为高出于前述诸人，一在他综合并大步推进诸家之说，二在他融合了进步的西方学说，尤其是把“学术”与“政术”结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因而造成了空前的影响。今文学家以复古为变革，但与认为“凡汉必真、凡汉必好”的古文学家相比，确实多了一些疑古精神。清代学者本有疑古辨伪之风，如崔述（1740—18）著《考信录》，对先秦诸书除《易》、《书》、《诗》之外，全都怀疑，对《春秋》、《论语》中某些部分也不相信。今文学家既受疑古思想的启发，其学术也更助成了疑古思潮，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崔适（1852—1924），就引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著《春秋复始》，疑《穀梁传》为古文；著《史记探源》，称《史记》曾被刘歆窜乱，其学说直接影响到20年代的疑古思潮和古史辨派。
再次，晚清汉学——古文学派。
晚清古文经学派略呈不振。能坚守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朴学、并对当时和后来学术有较大影响的是黄以周、俞樾和孙诒让。
黄以周（1828—1899）曾主讲南菁书院，不太拘守汉宋门户，但服膺段氏与二王的治学方法。精于治《礼》，著《礼书通故》，集清代学者治《礼》之大成，对于每项礼制都博征古说而下以审慎明晰的判断。俞樾（1821—1907）曾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学问渊博，于群经、诸子、语言文字以及小说、笔记撰述多种。名著有《古书疑义举例》，系在长期札记的基础上组织成书，对古书中出现的、而《说文》所没有的文字予以考证解说，并指出后人许多误读古书、妄改文句、或传抄失真的例子，是训诂学名书，于人读秦汉古书极有帮助。他的另一名书为《群经平议》，主要价值也在训诂和校勘。孙诒让（1848—1908）于经学特长《周礼》，积20年之力写成《周礼正义》，该书以“注明即经明”为旨，收录释注、旧疏极多，声明来历而不强为牵合。梁启超称“仲容（即孙诒让）斯疏，当为清代新疏之冠”，“此书和黄儆季（即黄以周）的《礼书通故》，真算得清代经师殿后的两部名著了”①。上述三位经师不仅受到梁启超的肯定，在古文经学方面尤其给章太炎巨大影响。
属于古文经学派的，除前已谈到的章太炎外，还有刘师培（1884—1920）。他于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曾在《国粹学报》上连续刊载《读左札记》，以多种有力根据批驳了今文经学派以《左传》为刘歆伪作的观点，肯定《左传》为解释《春秋》而作，故政治和文化思想均与孔子一致。此外，刘师培对《周礼》亦有深入研究，在音韵、文法方面，这一时期有更可观的收获。陈澧著有《切韵考》和《广州音说》，研究古代音韵和方言。前述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不仅有训诂、校勘之功，而且总结了古人许多说话、行文、用字的习惯和规律，实际就是探讨了古代文法，因而大有助于阅读古籍。马建忠（1845—1900）利用精通多种外语的优势，参照拉丁语法、从经、史、子、集中选出例句，研究古代汉语的结构和运用规律，写成①《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200页。《马氏文通》，成为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章太炎著有《文始》和《新方言》，不仅考察古今音变，且由发音探讨字义，研究精审，从而成为现代音韵学的奠基人。
先秦诸子研究的巨大进展。
先秦诸子的学说，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直至清代中叶，2000年来问津者寥寥，主要原因当然在政治忌讳和未脱思想牢笼。乾嘉考据学风兴起之后，一切唯古是尚，才有学者渐把目光扩大到六经之外。卢文弨的《群书拾补》、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已推勘及于诸子，毕沅、江中、孙星衍、洪颐煊诸人，也兼治荀、墨。进入近代，蒋光煦、戴望、王暝恕⑼跸惹?⑼豕馍鞫荚谘芯恐钭由匣?瞬簧倬?Α５接衢泻退镖比茫?蚧?旧贤瓿闪说谝唤锥蔚墓ぷ鳌?
俞樾在这一领域中著有《诸子平议》、《诸子平议补录》和《读书余录》，于先秦管、晏、老、墨、荀、列、庄、商、韩非诸子均有初步研究。孙诒让不仅博通诸子，尤精墨学，以10年之力著成《墨子间诂》，不仅据善本雠正，还探讨古训，刊正错漏，去伪存真。其《附录》和《后语》，辑佚钩沉，考订流别。“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①。《墨子》中的算学、光学、力学、逻辑学，由此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
但是此时对诸子的研究，总的说还处于整理、校勘、注释的阶段。直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他们，才有对诸子学说思想意义的发掘、评价、利用和改造。
康有为对先秦诸子，如同他认为孔子是“创教”、“改制”一样，提出了“诸子并起创教”、“诸子创教改制”、“诸子改制托古”、“诸子争教互攻”等基本看法，从“政术”的角度，以创教说附会于诸子，为其尊孔子、倡儒教的主张作陪衬。梁启超不同，他不从“创教”、“改制”的角度看待诸子，而是以是否尊君、崇古，能否用世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说，先秦诸子不是讲“平等”（如墨子）就是“主放任”（如老庄），都“不利于**”；“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因此“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又说，先秦“诸家道术，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于前者既希，其传于后亦自不广”；而“孔学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便于后学“自附”，意即保守崇古才能使学说流传广播。他还认为，先秦诸子“未尝有借助于君之心”，因而脱离了现实的可行性，孔学则主张“以用世为目的，以格君为手段”，后代儒者对君主“恭顺有加，强聒不舍”，故能“捷足先得”①。总之，要能“用世”，就一须崇古，二须尊君，否则这种学问就不能流传，不能有用，也就不值得肯定。梁启超的这种出发点是和他当时既要改良时政，又要忠于光绪帝的立场是一致的。
章太炎把诸子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在十九世纪末，他就力图发掘先秦诸子丰富的思想意义，作为挽救社会危机的借鉴。他首先把荀学提高到与孔学同样的地位，阐发荀子认识上朴素的反映论，“法后王”的进化观念以及政治上主张“合群明分”，经济上主张“损有余、益不足”，道德上主张“欲不可绝，欲当为理”等学说。同时肯定管仲、申不害、商鞅等前期法家的富①《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230页。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0—41页。强之术和墨家的勤俭刻苦。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章太炎更写下了于后世影响极大的《论诸子学》，以深刻的批判精神系统地讨论评判先秦诸子。他指出儒家虽“以致用为功”，但“湛心荣利”，因而极易与现实妥协，进而缺乏坚定的政治信念。中庸之道、矫言伪行、投机取巧、竞奔名利，给后代留下了极坏的先例。又指出老子“胆怯”，“事事以卑弱自持”；批评墨家为宗教家，“墨子之说，其不应者甚多”；对韩非力主思想**的学说也作了抨击，只肯定了庄子放言无忌的“抨弹前哲”和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以及墨家“所独胜”的“非命说”。此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也曾多方面尝试用新方法（如西方的逻辑学、心理学），从新角度探讨诸子思想。在《齐物论释》中运用佛学阐发老庄“道法自然”、不强求齐一的主张。
章太炎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当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而且前后也多有曲折变化，但他彻底打破了前一阶段停留于名物训释、考校补正的研究格局，抛弃了康有为、梁启超实用主义的附会方法和尊君崇古的价值标准，运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从纵向上考其渊源，察其流变，而且从横向上联系对比，逐层深入分析诸子学说，为人们再现出五光十色的古代思维宝库，举凡诸子在哲学、政治、宗教、伦理、逻辑、语言等各方面的建树，均能初识其大处，评判其长短得失，并将这些理论观点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求是”与“致用”的统一。所以章太炎的先秦诸子研究，明显地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当时产生巨大震动自不必说，就是在后来也一直被人们重视，“五四”时期出现的“新墨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再往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先秦诸子的讨论和研究，都能或隐或显地看到章太炎的影子。
刘师培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周末学术史序》，对先秦诸子的学说思想，分别划归伦理学、政法学、理科学、计学、宗教学、逻辑学等加以衡量和讨论，评述诸子各自的优长和不足，对此前研究不够的管子，所论尤有见地。刘师培的“诸子出自王官”说，与章太炎相同，但在分析时，章太炎主要关注各家学说的社会效果，刘师培则侧重于各家的学说体系，不过他用近代学科的概念和体系来衡量诸子，仍然显得有些牵强。最后是清末民初学者们对两汉至两宋史书和古籍的研究情况。
此类研究相对薄弱，但有些成果仍值得注意。在两汉史领域中，汪文台有辑佚成果《七家后汉书》，汤球有辑佚成果《东观汉纪》，刘文淇有考释订补成果《楚汉诸侯疆域志》，汪士铎有《汉志释地略》，陈澧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丁谦有《汉书西域传考证》。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是当时影响较大的著作。田野考古兴起之后，王国维利用《流沙坠简》等资料所作的《汉郡考》，更是两汉史研究的重大成果。
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中，文廷式有《补晋书艺文志》，汪士铎有《南北史补志》，罗振玉有《魏书宗室传注》，缪荃孙有后凉、北燕等六国的《百官表》。辑佚成果最著名者为严可均的《全六朝文》，敦煌古籍出现之后，罗振玉编有《敦煌石室遗书》和《鸣沙石室秘录》，为敦煌学的兴起开了先河。
在隋唐五代至两宋史领域中，杨守敬有《隋书地理志考证》，缪荃孙有《唐书艺文志注》、《辽文存》、《辽艺文志》和《辽金石存目》，陆心源有《宋史翼》。辑佚之作有严可均的《全隋文》，陆心源的《唐文拾遗》和《唐文续拾》，弥补了嘉庆时所编之《全唐文》的遗漏。另外，徐松在唐代专题史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撰有《登科考》，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有《唐两京城坊考》，研究唐代东西两部的街市；有《唐折冲府考》，研究府兵制度。
此外，对史书，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古籍如《山海经》、《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法言》、《太玄》、《潜夫论》、《论衡》、《新语》、《中论》、《水经注》、《大唐西域记》等著作，清末民初时每本书都有一人至数人为之校勘考释，为此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等与近代新史学维新运动时期及其以后，严复的西学介绍和康有为政治变革学说的影响，加速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诞生。严复的翻译作品，直接影响于史学的当推赫胥黎的《天演论》、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以及宣传“天赋人权”思想的作品。这些学说的进化史观、社会发展阶段论、批判封建“君史”、主张重视“民史”的思想，成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核心。康有为对历史学虽无切实的科学研究，但他宣扬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观和大同思想，尤其是运用史学作为社会变革理论张本的做法，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最先揭出“史界革命”和“新史学”的旗帜。他在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01—1902）写出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等史论专著。在这两部史论和其他有关论述中，梁启超抨击了中国封建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造”的重大弊病；把封建的旧史书称为“君史”、“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和“蜡人院”；批评旧史学只能“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耗民智”，而不能让人掌握群体进化的规律以作为“经世之用”。所以“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①。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虽然还存在着形式主义，并有些言过其实，但确实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上的革命朝气。
梁启超希望通过“史界革命”以建立“新史学”，他的新史学，就是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和历史事件的内在关系，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这与封建旧史学的寻求治乱鉴戒、发挥人伦“义理”，以求皇朝的长治久安的价值标准，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梁启超还以历史进化的观点，取代旧史学“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看法②。此外，他在“英雄”和“无名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上采取折衷主义；把种族优生论、地理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引进史学领域；在编纂方法①《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6页。
②《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8—9页。
上要求打破旧史学的纪传体和表志体，采用西方史书的章节体，都是开创性和局限性兼而有之的表现。
夏曾佑（1863—1924）是实践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编写中国通史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他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始着手，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史》（三册，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从太古时代写到隋朝）。夏曾佑在该书的《序》中，明确表示研究古代史是为了“知来”，“以供社会之需”，为此他以“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以自勉。书中表明他信仰达尔文的进化论，也采用了甄克斯《社会通诠》中的观点，划分由图腾而宗法、由宗法而国家的社会进化阶段，并认为私有制和**制度取代古代的公有制和公选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这些显然比传统史学中美化古代、视上古为黄金时代的复古观念高明得多。
夏曾佑还提出，史书的纲领有三条：“一为关乎皇室者，为一代兴亡之所及者”，“二为中国境内周边各族”，“三为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①。在体例上，《中国古代史》最先采用篇、章、节的结构，以时间为经，以重大事件为纬，在描述历史递嬗时，采用“一代兴亡所系者加详”、“一人一家之事无不从略”的处理方法，把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史，明晰完整、详略得当地一气贯通。
但作者的意图并未完全实现，《中国古代史》内容的重点，一在帝王将相，多写“宫廷之变，群雄之战”；二在宗教和文化，夸大了精神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因为作者认为“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因而过分地强调了周代文教创制和孔子学说的意义，对于生产和经济状况则讨论不足。《中国古代史》的重大缺陷证明，以进化论和文化史观指导写作的通史，仍然难以说明历史变迁的本质，也无法科学地揭示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
章太炎很早就重视史学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注意从历史中寻找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资料，强调利用史籍增进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在《致梁启超书》、《致吴君遂书八》以及重印本《訄书》的一些篇章中，提出写中国史须“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他也以进化论为指导，认为通史之所贵，“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属于进步和革命的史学目的论。稍后，他对于史学的内容曾概括为“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化的变迁”①。他与维新派人士不同的见解有两点：一是强调“治史尽于有征”，反对康有为的“妄意其事”；二是赞同历史发展可以突变，充分肯定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革命。
章太炎在史学领域中的主要成就是初步总结了中国学术思想史。重印本《訄书》从《原学》到《学隐》十三篇文章，以及其后的《诸子学略说》和《国故论衡》，体现了他对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的探讨。他对先秦各家各派和后来的汉学、玄学、理学、心学、清代诸家，均有中肯的分析和许多创见。但是章太炎受古文经学派观点束缚，对史料信古少疑，批判精神不及梁启超，“夷夏之防”的种族色彩浓厚，中年以后回归孔学，其学术史研究再未有更①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2篇，《凡例》。
①章太炎：《教育今语杂志》第2册“社说”。
大的进展。
刘师培亦在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书中指出中国“上古之史多荒渺，而纪事互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纪事多相袭欲治中史，非编一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他强调要以关系国民的重大历史事实为中心，又要有一种系统的哲学思想为之连贯，还应参考西方史学的有关成果，内容应兼及宗教、社会等多方面，“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该书对上古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作了探讨，对中古、近古社会的种族分合、政体异同、制度改变、学术进退均有论析，而以历史进化论贯穿全书。
近代新史学的首次低落和传统史学的回潮辛亥革命前后，无论是持改良派观点还是革命派队伍中的学者，都更热心于政治活动，真正专心致志于史学者甚少。前述诸人，除夏曾佑有实际为半部的《中国古代史》外，梁启超、章太炎的史学，均呈现为有理论观点，但未成为思想体系；有单篇史著，但未产生专门史书的状况。因而资产阶级新史学不足以真正占领史坛。辛亥革命后，由于封建余孽和北洋军阀政治上的复辟活动，康有为等人在思想上的倒退变古宣传，以及首批资产阶级学者的颓唐落伍，旧史学一度回潮。于是有王先谦、叶德辉继续用史学来宣扬封建宗法思想，并仍然把史学当作经学的附庸。还有缪荃荪的《续碑传集》、闵尔昌的《碑传集补》、尚秉和的《辛壬春秋》、徐世昌的《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列女传》等宗旨在“崇圣道”①，方法上“仍先秦、两汉治经之家法”②的著作一一产生，而属于新史学的理论和著作却处于不振。
尤其是在袁世凯支持下设立的清史馆，以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后改称馆长），延清柯劭忞、缪荃荪、王树枬、吴廷燮等百余人参加，内中除极个别人之外，全是清朝遗老和旧史学家。这些人多以遗臣自命，欲“用修史以报故君”，因而在修史之初就确定体例“不妨依据旧史”，在内容上采用于式枚、缪荃荪等在《谨拟开馆办法九条》中所说的“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命之臣，固属前代稀有，而武功赫奕、拓土开疆、文教昌明，轶唐绍汉”的观点为宗旨，在1927年北伐军进入北京前匆匆编印成《清史稿》。《清史稿》采摭资料丰富，史实较为赅备，有些资料也经过了一定辨别整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体例上创立了“交通”、“邦交”二志，“畴人”、“藩部”、“属国”三传，“诸臣封爵”、“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藩部”等六表，反映清代社会生活和制度的新现象，为旧史所没有。但是《清史稿》极力赞颂清皇朝的统治，称其“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①，对清代历朝皇帝无不美化为可与尧舜禹汤相媲美；而对于有损清皇朝尊严的历史事实、暴政和对外战争失败，则曲意隐讳，诸如清主之祖原为明朝属臣、顺治初年的圈地、平定东南时的屠城、残酷的文字狱、慈禧与光绪的矛盾等，都运以煞费苦心的“曲笔”，甚至“削而不录”。该书尤其仇视各族人民的①徐世昌：《清儒学案·凡例》。
②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①《清史稿·遗隐传序》。
抗清斗争和反清起义，甚至诋毁推翻了清皇朝的辛亥革命，藐视和反对民国。如称辛亥起义为“谋乱于武昌”，视辛亥革命中被革命军击毙的端方、赵尔丰、松寿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纪年时凡民国以后之事，均用干支或曰“越若干年”，以表示不奉民国正朔。《辛壬春秋》更明确地表示怀念清皇朝，偏袒立宪派，拥护袁世凯，仇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考古学的巨大进展考古学受到重视，始于清代的乾隆朝，从乾隆十四年到五十七年（1749—1792），廷臣受命编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共96卷，记载北京内廷和盛京（沈阳）所藏古物80种、4074器，其中有文字者1290件。自此实物考古之风渐起，到鸦片战争前夕，阮元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更引起官吏和学者个人考古之风。阮元以后，曹载奎、吴荣光、刘喜海、吴云、吴式芬、徐同柏、吴大澂、陆心源等人，于考金（铜器）、考石刻、考陶器、考印玺，均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其中如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录》，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愙斋集古录》，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古籀余论》，陆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等，在考古学界颇具影响。
光绪末年，河南安阳和西北地区地下古物的出土，既造成了我国珍贵古物的遗失，也促进了考古学的巨大发展。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殷人求卜用的大量甲骨，这些甲骨出土后归于王懿荣，王死于庚子之役后归于刘鹗。刘鹗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名以《铁云藏龟》出版。刘鹗发配新疆后收藏散失，加上河南商贾时以出土甲骨求售，日本考古学家乘机攫得一部分。同时的中国学者最先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其后有叶玉森、董作宾、郭沫若、商承祚、金祖同等人从事甲骨文研究，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运用《铁云藏龟》考释甲骨文的最早著作。
甘肃敦煌东南三十里鸣沙山有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不仅多石刻、绘画，而且藏有六朝隋唐的经文写本。自宋初寺僧将藏经石室密封，不为人知将近千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修理石室，壁破书出，轰动学界。光绪三十二年（1906）英国人斯坦因（MoAuralStein）到新疆，次年五月到千佛洞，盗走写经24箱，艺术品5箱。后来第二次又盗走写经570卷。与此同时，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liot）亦到千佛洞盗去写经六七千卷。同一时期在新疆地区发现的古代木简（称为“流沙坠简”）也被斯坦因、伯希和盗去不少。此外，德国人格路维德（AlbertGrumwedel）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902—1907）在新疆、蒙古境内运走古物46箱，勒柯克（AlbertVonlecog）从光绪二十年（1894）至1914年运走古物397箱。俄国人柯兹洛夫（P.KoKozloff）、鄂登堡（S.Oidenburg）于1907到1925年在张掖、吐鲁番等地掘去大批古物。美国人安竹斯（HapmanAndrews）于二十世纪初5次到内外蒙古搜集化石运走，第六次在张家口被扣时，化石有80多箱。还有日本人小牧实繁曾在张家口，驹井和爱在山东，均曾发掘古物而去。中国古物严重散失。
敦煌石窟遗书3万余卷，其中佛经占95％，此外为古书抄本，其中有宋代以后已佚之书。如《古文尚书·孔氏传》、《尚书释文》、《春秋榖梁传解释》、《论语郑氏注》、陆法言的《切韵》、孔衍的《春秋后语》，以及《唐西州沙州诸图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唐文词曲及通俗小说若干种，并有古梵文、古波斯文、突厥、回鹘文字等。
殷墟甲骨、敦煌石窟写经和流沙坠简的发现，以及故宫古书古物的逐步开放，为考古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促进了考古学的迅速发展。除前述诸人的考古成就之外，清末民初以罗振玉、王国维的影响最大。
罗振玉（1866—1940）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贞松堂集古遗文三编》、《流沙坠简》等书，其《殷墟书契考释》多正东汉郑玄笺注之误。其他书文也极大地丰富了古史资料。王国维（1877—1927）更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甲骨文研究和古史考证方面有重要著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殷礼征文》、《两周金石文韵读》、《观堂古金文考释》等多种。他的《殷周制度论》是公认的以新途径新材料研究古史的代表作。罗振玉、王国维是我国应用甲骨文和金文考释研究中国古史的奠基人。
甲骨、金文的研究，于经、史、文字的影响甚大。首先是开拓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使得以前的“以经治经”、以书本治史，扩大到以古器物治史，以史治经。从前研究古文字，不出许慎的《说文》，认为籀文（又称大篆）为书体之一种，其出现在古文之后、篆文之前。对此2000年无异说。而王国维证明籀文非书体之名，它就是古文。还有不少学者据甲骨、金文中考出的文字，对《说文》予以商榷和驳正，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即是一例。从甲骨、金文的文字中，发现了六经所载之外的史迹，增添了一些新的史料。而且古器物上的花纹雕镂及其本身的制作，也具有美术史、工艺史的研究价值。其次，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结果，雄辩地证明了《史记》中《殷本纪》、《三代世表》中所载商代帝王世系的正确可靠，证明了殷周史的信而有征，从而把中国的可信历史上溯到4000年前。此外，这些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书经》中的一些篇章以及《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吕氏春秋》等古书古文中记载的史实，具有很大程度的可靠性。对于清中叶以来的疑古思潮，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
最后，这些考古学家，尤其是王国维的思想方法，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由字通辞、由辞通道的考据方法和西方十九世纪末兴起的实证方法相结合的产物。王国维取地下实物与书中文字互相释证，取他族故书与我国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观点、方法与固有材料参互考证，认为古文字学、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为表里，创造出了“二重证据法”。这与囿于经书、稽古钩沉的乾嘉考据法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因而王国维以甲骨文治殷史、以金文治周史，所取得的成就，是旧史学家所不可企及的。
当然，王国维“反经信古”、“以事实决事实”的客观主义治史方法，还停留于形式逻辑阶段，严格地说仍是“考史”而非“论史”，这使得他的考古和古史研究虽然为后之史学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但其本身仍未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情形。有关研究依然有待后之研究者继续开拓前进。
第十七章文学、艺术近代文学艺术领域内存在着激烈的变化：西方文学艺术的进入与封建社会的文学艺术发生冲突和交融；近代启蒙思想家，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活动直接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爱国反封建反帝构成了进步文学艺术的基本主题，艺术形式得到多样化的发展。
第一节诗文龚自珍、魏源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是龚自珍和魏源。
龚自珍精通经学、文字学和史地学，又是著名的思想家、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说：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生网密之世，风议隐约，不能尽言，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解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龚自珍的诗文在晚清风行一时，他的慷慨浪漫的诗歌散文，在晚清一代青年人的心灵深处激起了强烈的共鸣。龚自珍的政论文大多针对时弊而作，见解精辟，文笔曲折多变。他敢于对当时的黑暗现实，特别是对腐朽已极的封建官僚体系，进行嘲讽和批判。他在《平均篇》里说：“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并认为贫富不相齐，“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他在一些文章里还提出了“更法”、“改革”的要求，如《上大学士书》说：“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里又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的寓言小品《尊隐》写出了作者对社会巨变的预感，并肯定了未来将要发生的大变动，他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呜，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他的记叙文也写得很出色，如《病梅馆记》。通过园艺工人受文人画士的影响，破坏自然之美，致使梅花都变成病态的事发表议论，借梅喻人，反映了他对封建统治者对人才迫害的不满和热切向往使人才自由发展的思想。于生动的记叙之中寄寓着深刻的哲理。既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敏锐性，也表现了他驾驭文字的艺术才能。
龚自珍的诗歌，也同样反映了时代精神，打破了清中叶以来，文坛上长期沉寂的局面。在他现存的600多首诗歌中，绝大部分是他30多岁以后的作品。这些诗既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又蕴藏着强烈的激情。如他在道光五年（1825）写的《咏史》：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题为咏史，实则对当时文士低靡庸俗风气非常愤懑。在《己亥杂诗》里，他期望“风雷”来临，以打破封建统治下的沉闷局面：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他关注国计民生，对人民苦难深表同情：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这些诗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龚自珍的诗歌在艺术上也独具特点，他的很多诗，都表现了对丑恶现实的挑战和对理想的求索。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动人的封建叛逆者的形象。他的创作深受屈原、李白的影响，作品里充满浪漫主义精神。他善于运用比兴，又能驾驭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但某些篇章用典过繁，或含蓄曲折过甚，或过于古奥，因而不免艰深晦涩。
魏源的诗歌创作受白居易影响较大，学习白居易新乐府的形式写诗，称“仿白香山体”，有《都中吟十三章》、《江南吟十章》等。表现了他反抗外侮，同情人民疾苦、忧时忧国的思想感情。他还有一些描写山水抒情言怀的作品，感情充沛，形象生动，如《湘江舟行》、《天台石梁雨后观瀑布歌》等。著作有《古微草堂诗集》、《清夜斋诗稿》。
林则徐（1785—1859）也写有许多政余抒情和官场酬唱之作。在鸦片战争和谪戍伊犁时期的部分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诗风凄婉苍凉。如《出嘉峪关感赋》写雄关之壮伟，颇有特色：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首只见一丸泥。
此外，还有嘉庆道光间的著名诗人张维屏（1780—1850），字子树，号南山，广东番禺人。道光二年（1822）曾任湖北广济县知县，江西候补同知，南康府知府。后辞官归家，过隐居生活。著作有《松心诗集》、《国朝诗人征略》。
张维屏晚年家居时，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感情，写出了一些歌颂广东人民英勇抗敌的优秀诗篇。如《三元里》、《三将军歌》等。前者讴歌了广东三元里人民英勇打击侵略者的斗争，并揭露了投降派的丑行。后者赞美了三位抗敌殉国的英雄将领。都是近代有名的佳作。张际亮（1799—1843）、贝青乔（1810—1863）也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的诗篇。
桐城派、宋诗运动及其他从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开始产生，并盛行了百余年的桐城派散文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年，已进入了其发展的最后时期，也可称为终结期。这时期的桐城古文以曾国藩为中兴领袖，因为曾是湖南湘乡人，所以又有“湘乡派”之称。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是他的四大弟子；李元度、郭嵩焘、林纾、马其昶、姚永概等都是这一派的作者。
曾国藩为文推崇姚鼐，论文于义理、考证、辞章之外，还强调“经济”，即以封建之理，维护封建统治之用。著有《曾文正公诗文集》，所编《经史百家杂钞》、《十人家诗钞》流传极广。散文《欧阳生文集序》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以曾国藩为首的桐城派作家维护封建的皇权统治，与上层统治集团有密切联系。但是在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爱国的思想感情。有的还主张变法图强，反对投降媚外。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人。他主持过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著有《张廉卿先生文集》。他主张散文创作要“雅健”而不失“自然之趣”，要求“意”、“辞”、“全”、“法”的统一，而以“意”为主。他的散文如《送吴筱轩军门序》，揭露了清统治集团**误国，充溢着反帝爱国的感情。《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是为黎庶昌出使欧洲时所写的赠序，文章中心强调一个“变”字，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以加强国防，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文章写得情深意切。他的《答吴挚甫书》、《答刘生书》和《北山独游记》、《游虞山记》等写景文章，都是比较能代表作者思想与写作风格的作品，表现了张氏散文长于议论，写景雅洁平实的特点。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著有《庸庵全集》。薛曾为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曾出使英、法、比、意四国。他称赞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还认为“工商业之不振，则中国终不可富，不可以强”。他的《筹洋刍议》十四篇，从内政、外交、军事、工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变法图强主张。薛福成的文章“演迆平易，曲尽事理，尤长于论事记载”①。他的名篇《观巴黎油画记》简练生动，将画中所描绘的普法交战中的具体细节与环境气氛真实地描述下来，使人有如置身于战场的艺术感受。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长期充任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曾国藩、李鸿章二人的奏疏多出吴汝纶之手。曾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其为教，一主乎文，以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旧法完且好，吾犹将革新之，况其窳败不可复用。’其勤勤导诱后生，常以是为说”②。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创立，吴被奏荐为五品卿衔总教务，未就任，即赴日本考察学制。归国后不久病卒。吴氏在当时文化教育界有很高的声望，著作有《桐城吴先生全书》。吴汝纶的散文长于议论，说理周详，行文平质老练。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光绪八年举人。曾渡海游台湾，后客居杭州。主讲东城讲舍。入京后，任教于京师大学堂。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改良活动。晚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守旧派人物。长于古文，能诗词，善绘画，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方面成就也很卓著，影响很大。他的著作有《畏庐文集》、《闽中新乐府》、《畏庐诗存》、《畏庐琐记》、《畏庐漫录》以及小说《官场新现形记》、《冤海灵光》、《劫外昙花》、《剑胆录》、《京华碧血录》等，还有传奇数种。
林纾的散文精通流丽，《清史稿》本传说：“其论文主意境、识度、气势、神韵，而忌率袭庸怪，文必己出。”“尤善叙悲，音吐凄便，令人不忍卒读。”他的文章如《湖之鱼》，由观鱼喋食有所悟，对追逐名利之徒，进行告诫。语言简朴，寓意深远。又如《湖心泛月记》，写月夜泛舟西湖，月色、雾霭、船火、箫声，绘成一幅凄婉美丽的画图，极有情趣，颇有诗的意境。
桐城古文之外，还有一种主张写作回复到六朝文体的骈文运动。王暝耸钦庖慌傻拇?怼?
王暝耍?883—19），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曾入曾国藩幕府，后在四川、湖南、江西等地讲学。清末授翰林院检讨，加侍卫衔。辛亥革命后，①《清史稿》卷446《薛福成》。
②《清史稿》卷486《吴汝纶》。
任清史馆馆长。他的诗文在形式上主要模拟汉魏六朝，为近代拟古派所推崇。著有《湘军志》、《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文集》，并编有《八代诗选》。后门人将著作辑为《湘绮楼全集》。《嘲哈密瓜赋》、《吊朱生文》是其代表作。文章虽是汉魏时的风格，可是绝无因袭的痕迹。他的碑志文，如《张祖同妻周氏墓志》，写景文字如《秋醒词序》等，都是从六朝文变化出来的。清末诗坛，影响最大的诗歌创作流派，是以程恩泽（1785—1837）、祁寯藻（1793—1866）为代表，经曾国藩大力提倡的“宋诗运动”。所谓宋诗运动，并不是专门以模仿宋诗为标帜，而是作为模仿汉魏六朝盛唐诗派的反对者而出现的一种诗坛风尚。他们以杜、韩、苏、黄为模仿对象，是正统诗坛拟古主义的发展。程恩泽，是当时著名的汉学考据家。他写诗“初好温李，年长学富，则昌黎、山谷兼有其胜”。祁寯藻则主张写诗要有“性情”、“学识”，认为无论诗人“穷通显晦”，总要“温柔敦厚”①。他学诗主要学韩，偶尔也学杜、学白，但是大都是形式与语言上的模拟。曾国藩写诗尊杜，尤尊黄山谷。在他的影响下，宋诗运动更为开展。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江湜等皆是这一诗派的著名诗人。何绍基（1799—1873）写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②，作品多是书画题跋、山水景物的描写和官场应酬之作。郑珍（1806—1864），诗歌主要学韩，作品也大多以山水风情和抒发个人感慨为主，晚年转而学杜，写了一些较有现实内容的作品。莫友芝（1811—1871），诗风虽与郑珍相近似，但内容却不如郑珍诗歌充实富有生气。
“宋诗运动”到同治、光绪年间，成为正统诗坛上的一大潮流。当时，这一派诗被称为“同光体”。所谓“同光体”，是指同治、光绪以来一班不墨守盛唐，参加“宋诗运动”的诗人的诗。这派诗歌的代表作家是陈三立、陈衍、郑孝胥、沈曾植等。姚鹓雏评近代诗派说：“若同光体诗，海藏（郑孝胥）、石遗（陈衍）之伦，与义宁公子（陈三立）《散原精舍诗》出入南北宋，标举山谷、荆公、后山、宛陵、简斋，以为宗尚。枯涩深微，包举万象。”
陈三立（1852—1936），字伯严，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其父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创办新政，提倡新学，支持改良运动，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人物相继来湖南做官或讲学，宣传改良思想，陈三立当时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成为改良派人物。后陈宝箴与陈三立皆被革职，永不叙用，归隐江西南昌。陈三立写诗，先学韩愈，后学黄山谷，受到新、旧派诗歌领袖人物梁启超、陈衍的称赞。他的诗遣词造意追求“避俗避熟，力求生涩”，好用奇字，代表了当时正统诗坛上“生涩奥衍”的一派诗风。
陈衍（1858—1938），字叔伊，号石遗，福建闽侯人。曾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为学部主事。任京师大学堂、厦门大学文科教授。陈衍是晚清宋诗派的诗人和诗论家，与陈三立、郑孝胥齐名，著有《石遗室诗》、《石遗室诗话》。他的《诗话》前编30卷、《续编》6卷，上下古今无所不论，是一部非常浩博的论著。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官至安徽布政使，护理安徽巡抚。辛亥革命后，以遗老寓居上海。他是“同光①祁寯藻：《■■亭集自序》。
②何庆涵：《先府君墓表》，《珉琴阁遗文》。
体”的重要作家。陈衍曾称他是“同光体之魁杰”。著有《海日楼诗集》、《曼陀罗寱词》。他学识渊博，写诗喜用僻典，故诗歌作品艰奥难读。
清末另一重要诗派，是以王暝宋?椎暮何毫???伞Ｍ跏侵??哪夤糯蠹遥??衔?Ｄ夤湃耸??梢浴爸涡摹保?梢浴巴ㄈ氪蟮馈保??约旱木?袷澜缂耐杏诠湃说氖?持?校?扌难?浴Ｋ?∧夤湃耍?负醯搅耸?プ晕业牡夭健！对裁髟按省肥撬?钣忻???至鞔??愕淖髌贰８檬?芳橇嗽裁髟敖ㄔ熬??约氨环俸蟮牟邪芫跋螅?惴⒘俗髡摺安挥隽际薄钡母锌??
另外，与陈三立、郑孝胥一派人同时，在旧诗坛上占有相当地位的，还有易顺鼎、樊增祥。他们写诗皆学中晚唐诗。
这时期的著名词人有蒋春霖、王鹏运、沈曾植、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冯煦、赵熙等。
蒋春霖（1818—1868），字鹿潭，江苏江阴人。一生落拓，遭遇坎坷。
少时工诗，中年以后专致力于词，遂负盛名。蒋词介于以朱彝尊、厉鹗、郭麟为代表的浙派词和以周济、庄棫为代表的常州派之间，用意绵密近于南宋；遣词雅正流利，又近于北宋。谭献推纳兰成德与项鸿祚、蒋春霖为清代三大词人，蒋春霖的（卜算子）词：燕子不曾来，小院阴阴雨。一角阑干聚落花，此是春归处。弹泪别东风，把酒浇飞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
这首词借景抒情，感叹春光易逝，隐喻自己的飘零愁苦，格调悲凉。
王鹏运（1849—1904），字佑遐，幼霞，号半塘，晚号鹜翁，广西桂林人。他的词承常州派的余绪，而又有所发扬，对清末词坛颇有影响。词风沉郁，语言工丽，多抒写其不得志的哀怨。著有《半塘定稿》等，又有所辑《四印斋所刻词》。他的《满江红》（朱仙镇谒岳鄂王祠敬赋）：风帽尘衫，重拜倒、朱仙祠下。尚仿佛，英灵接处，神游如乍。往事低徊风雨疾，新愁黯淡江河下。更何堪，雪涕读题诗，残碑打。黄龙指，金牌亚。旌旗影，沧桑话。对苍烟落日，似闻叱咤。气慑蛟鼍澜欲挽，悲生笳鼓民犹社。抚长松，郁律认南枝，寒涛泻。
这首词于凭吊之中抒发了作者的情怀。“往事低徊风雨疾”是写古，写岳飞被迫害，“新愁黯淡江河下”是述今，抒写了作者对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中的清皇朝的忧心与愁绪。
郑文焯（1856—1918），字叔问，号小坡，晚号大鹤山人，奉天铁岭人，属汉军正白旗。他精通音律，写词学周邦彦，体洁旨远，句艳韵美。他与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称清末四大家。著有《大鹤山房全集》。
朱祖谋（1857—1931），字古微，号沤尹，又号疆村，后易名孝臧，浙江湖州人。他的作品，初近梦窗（吴文英），晚年融化苏轼豪放，词风于沉抑绵邈之中，具有独特风格。著有《疆村语业》，并辑刻唐宋金元人词为《疆村丛书》。
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字夔笙，号蕙风，广西桂林人。所写的词，音律和谐，情调沉郁。辛亥革命后，多寄寓其眷恋清室的情思。他强调词境以深为主，写境言情结合。他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
此外，还有词风豪放，于清代浙派与常州词派之外独树一帜的文廷式（1856—1904），著有《云起轩词》；诗词皆受江西派影响的沈曾植；以及冯煦，著有《蒙香室词》（一名《蒿庵词》）等。
王国维（1877—1926），是这时期的一个杰出词人。他的词，数量不多，但以意境胜。王国维的重要贡献，不在于词作，而是他的《人间词话》，该书论词强调境界，是一部极有价值而又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著作。
太平天国的诗文太平天国起义，对封建社会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与《天朝田亩制度》颁布的同时，颁发了提倡语体文的命令。太平天国十一年（1861），以洪仁玕等的名义发表了《戒浮文巧言谕》，明确提出“文以纪事，言贵从心”的写作要求。同年又发表了《钦定军次实录》，其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文章“要实叙其事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嗣后禀奏以及文移书启，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提倡明白晓畅，人人易解的文风。
洪秀全（1814—1864），作品大多是一些宣传上帝会教义，以及抒发其情志的诗文。如《原道醒世训》、《永安破围诏》、《戒吸鸦片诏》、《诛妖诏》等。他的《吟剑诗》，语言通俗，气势豪壮：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天河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石达开（1831—1863），不仅是太平军中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同时又工诗能文。他的《白龙洞题壁诗》，以“剑气”自喻，抒写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表现出诗人冲天射日，勇敢无畏的性格：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临军敌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洪仁玕也写过不少诗歌作品，如他的一首律诗很有代表性：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旌。雄驱岛屿飞千里，怒战貔貅走六鳌。回日凯旋欣奏绩，军声十万尚嘈嘈。
抒写了诗人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热切感情和强烈的革命愿望。
太平天国时期，民间口头创作的作品非常丰富。这些民间歌谣都反映了当时群众反对清皇朝封建压迫，歌颂太平军的热烈感情。
梁启超、黄遵宪及其他戊戌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既是政治上的维新派，又都是文学方面有影响的作家，其中梁启超是全面推动文学革新的旗帜，并是“新文体”的代表人物，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主要诗人。他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也有不少佳作。康有为，著有《康南海先生诗集》。他是晚清突出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造诣很深的诗人。他的诗受杜甫影响最深，加上他自身的经历，见闻广而情志阔，因此他的作品能开辟诗的“异境”。梁启超评论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他的诗多为抒怀之作，叙事成分较少。光绪十五年（1889），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皇帝，受顽固派的阻拦，并遭非议，于九月被迫出京，这时他写下了《出都留别诸公》五首，其一说：沧海惊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岂有汉廷思贾谊，拼教江夏杀祢衡。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
抒写了自己上书受阻的遭遇及不平之情。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赞这首诗是康氏的代表作。
谭嗣同的诗歌风格恢廓豪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确是“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致刘淞芙书》）。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表现了关注国家命运、济民救国的思想感情，擅长写景抒情。如《潼关》、《崆峒》、《六盘山转饟谣》等都足以表现他的思想风格。他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更是流传极广的著名诗篇。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评论他的诗时说：“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矣。他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
戊戌维新运动前，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一起作“新学之诗”。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1896）、丁酉（1897）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题，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光绪二十五年（1899）提出“诗界革命”，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说：“诗的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著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言，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诗。”他表示：“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由此可知“诗界革命”的新派诗即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使用新语言，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的作品。
在此期间，《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刊物，发表了100多位作者的新派诗，又发表了许多通俗歌词，称为“新体诗”。除梁启超所说的夏曾佑、谭嗣同外，还有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等，都是“诗界革命”的重要人物。其中以黄遵宪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方面也最为出色，被誉为“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主张写诗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感情，反对拟古，反对形式主义。他在同治七年（1868）所写的《杂感》诗中说：“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意如置重译，象胥通蛮语。”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光绪十七年（1891）又在诗集《自序》中说：“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提出：“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主张写诗要为事而作，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具有诗人自己的风格。著作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另有辑本《人境庐集外诗辑》。
黄遵宪的诗歌反映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重大历史事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黄遵宪的诗“多纪时事”，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公度之诗，诗史也”。如他的《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五月十三日夜江行望月》、《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等，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历程。甲午战争，日军在平壤发动突然袭击，主帅叶志超弃城逃走，左宝贵战死。《悲平壤》一诗，热情歌颂了左宝贵等爱国官兵英勇战斗的精神：“火光所到雷■■，肉雨腾飞飞血红。翠翎鹤顶城头堕，一将仓皇马革裹。天跳地踔哭声悲，南城早已悬降旗”。同时也记述了陆军将领不战而逃的情景。表现了诗人对叶志超等屈节辱国行为的义愤。
《东沟行》记叙了甲午海战的情况，描写了从敌我相遇，我方布阵迎敌，敌军围攻，双方展开激战，到战斗结束的全过程。全诗既描写了激烈的战斗场面，也揭露了清军内部的混乱和腐朽无能的状态。诗人最后发出“有器无人终委敌”的感慨。《哀旅顺》一诗记录了清军只图自保，无心抵抗，遭受敌人偷袭的史实。全诗首先从正面叙述了旅顺的自然天险和港口的海防设备，接着又从侧面描写了虎视眈眈的侵略者，虽然早已垂涎三尺，但却不敢轻举妄动。最后两句，以急转直下的笔势，写了旅顺口的失守，“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用语不多，份量极重，其中隐含着作者无限的惋惜，无限的沉痛，无限的愤怒。《哭威海》一诗，更深刻地揭露了清朝军队缺少战斗力的原因，并歌颂了坚强不屈的刘公岛守军。作品表现了对清军互不支援，不敢抵抗的行为的愤慨。旅顺和威海是北洋海军的两个根据地。威海卫停泊船舰，旅顺口修理船只，各设提督衙门，保卫渤海口。旅顺、威海的失守，导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皇朝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侵略者。这时黄遵宪写了长诗《台湾行》，诗人列举史实，说明台湾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并叙述了我们祖先辛勤开辟这个宝岛的情况：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地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
接着讴歌了台湾人民的斗争精神：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民则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
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所写的《书愤》：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瓜分唯客听，薪尽向予求。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
更进一步表露了作者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以及清皇朝屈辱卖国的极大愤懑。
黄遵宪的诗歌独具风格，其主要特点是以文为诗，以诗代史，以古文家抑扬变化的手法作诗，多采用古体长篇，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博大宏深，开阖有势。另外，他的诗不避文言俗语和新名词。正如他在《山歌》小序里所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这些诗全用流俗之语。他晚年所写的《五禽言》，《幼稚园上学歌》等，更鲜明地表现出他为探索诗歌新形式所付出的努力。他的诗歌虽然最终仍未打破旧形式，但在从古典诗歌过渡到现代新诗的过程中，诗人的创作，毕竟是成功的。他对后来白话文学的提倡以及对民俗文学的鉴赏与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对黄遵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夏曾佑（1861—1924），字穗卿，号碎佛，浙江钱塘人。曾与严复等合办《国闻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学说，有《碎佛师杂诗》。辛亥革命后，宣传尊孔复古，是“孔教公会”发起人之一。
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号仓海，台湾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兵部主事等职。中日战争失败后，丘逢甲驰电清廷表示反对割占台湾，并以绅士的身份在台湾组织团练，后改称义军，抵抗日本侵略者。当台湾省巡抚唐景崧逃出台湾后，丘逢甲认为大势已去，也离开台湾到广东，但仍以收复台湾为念。他最初同情戊戌变法，后来又倾向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赴南京参加组织政府，任参议员等职。丘逢甲的诗歌今存1000多首，大部分是表现台湾失陷后的缅怀乡国的感情。他的诗，不为格律所拘，雄健奋发，梁启超称赞他是“诗界革命巨子”。现存有《岭云海日楼诗钞》、《仓海先生丘公逢甲诗选》。
蒋智由（？—1929），字观云，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人。他与黄遵宪、夏曾佑被梁启超推为“近世诗界三杰”，有《居东集》、《蒋智由诗钞》、《蒋观云先生遗诗》。
散文方面，谭嗣同、梁启超诸人，为了鼓吹“维新变法”，经常写一些宣传文章，这种文章于行文之中，时常掺杂着一些外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词语，因而在当时被称为“新文体”。《谭浏阳全集续编》里面的文章，可作为这种文学的代表。它不但在理论上引进了所谓西学，而且在文体上也表现出由八股文、桐城派古文、骈文蜕变融合而出的特点。
梁启超在“新文体”方面的成绩与影响最大，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偶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颇有一种魔力焉。
他的散文，学过晚汉、魏晋，学过桐城派，后来专作政治宣传文章，文笔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极有鼓动性，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文体，亦称报章体。《少年中国说》是他的代表作。此外，《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均很有名。
秋瑾、章太炎及南社秋瑾（1878—1907）工于诗词，诗多抒发对祖国命运的忧心和愿为祖国富强赴汤蹈火的革命情怀。感情炽烈，格调雄健，但也不时流露出感伤的情调。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她从日本回国途中所作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日俄战争中，俄国败北，由于美国从中调解，日俄两国于光绪三十一年，签订了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朴次茅斯和约》，俄国将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的租界权转让给日本。诗人面对祖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的形势，极为忧虑和愤慨：“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同时也抒发了她不惜一切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首诗情调高亢激昂，唱出了时代的心声。
章太炎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贡献。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散文，他认为文章“莫若魏晋”。他鼓吹民主革命的文章影响很大，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但他的文章大多古字联翩，深奥难解。著作有《新方言》、《文始》、《小敩答问》等。著述刊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
随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到来，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三日（1909年12月25日）在苏州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是陈去病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组织的神交社。“南社”第一次集会时共17人，到辛亥革命前增加至200多人，辛亥革命后则增加到千人以上。1923年停止活动。南社的刊物《南社丛刊》共出了22集，收南社成员诗文集百种以上。
陈去病（1874—1933），字佩忍，别号巢南，江苏吴江人，有《浩歌堂诗钞》。他的诗歌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望。如《读瞿稼轩蜡丸书》。通过对明末遗民的颂扬和对前朝遗迹的凭吊，抒发了自己的革命感情。
周实（1885—1911），字实舟，号无尽，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宣统元年（1909）参加“南社”，并创“淮南社”。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后，他从南京回家和阮式共谋响应于淮安，事败被杀害。周实认为，“诗歌非特以见人心，且于以觇世变焉”；“尤贵因时立吾言于此而不可移易！”可见他主张诗歌应反映时代变革。
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号剑公，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人，有《天梅选集》。他著名的《路亡国亡歌》，谴责了清廷将筑路权卖给帝国主义国家，并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语言明白浅显，完全冲破了格律诗的束缚，深受新派的影响。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更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有《磨剑室诗集》、《词集》。刊印流传的有《柳亚子诗词选》。茅盾《在中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发言》说：“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认为是名副其实的。”柳亚子的诗充满强烈的革命激情。如《吊鉴湖秋女士》四首，赞颂了秋瑾为推翻清朝统治所做的斗争，慷慨悲壮。柳诗受龚自珍影响，凝重含蓄，忧郁悲凉。
此外，还有黄节、马君武、苏曼殊、宁调元、潘飞声等，也是“南社”
著名作家。
第二节小说狭邪小说与侠义小说晚清狭邪小说和侠义小说流行，影响较大的有《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三侠五义》等。《品花宝鉴》60回，作者陈森，字逸少，常州人。长期以来以作幕僚为生。道光中居北京，尝出入于伶人当中。该书于咸丰二年（1852）刊印，内容写乾隆以来北京优伶生活。《花月痕》，又名《花月姻缘》，卷52回，是写妓女才子的作品。作者魏子安，名学仁，一字子毅，福建侯官人。曾在太原知府家坐馆。书序写于咸丰八年（1858），光绪中作品始流行。《青楼梦》64回，作者署名为慕真山人，真名为俞达（？—1884），字吟香，江苏常州人。著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闲鸥集》等。《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四年（1878）。书中人物皆为妓女。作品写苏州人金挹香，工文辞，过去所结识的36妓，原皆为散花苑主座下司花的仙女，后尘缘尽满，并入仙班，仍不脱佳人才子小说的旧套。《海上花列传》64回，也是写妓女生活的作品。作者韩邦实（1856—1894），字子云，别署花也怜侬，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长期在上海居住，任报馆编辑，对妓女生活十分熟悉，书中故事大都以事实为依据。该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出版。全书结构亦为《儒林外史》式，无一定之主人翁，但叙写逼真，颇能吸引读者，又全用吴语，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在方言文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荡寇志》又名《续水浒传》，70回，俞万春著。作品写陈希真父女等在张叔夜率领下，消灭梁山起义英雄的故事。其目的是想借以宣扬“俾世之敢于跳梁，借水浒为词者，知忠义之不可伪托，而盗贱之终不可为”（《丰月老人续序》）。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儿女英雄传》，原本53回，现存40回，题“燕北间人著”，作者为文康（约于1868年前后在世）。他是满洲镶红旗人，费麦莫氏、字铁仙，大学士勒保的次孙，曾为郡守，擢观察，丁忧旋里。该书初名《金玉缘》，又名《日下新书》，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最后才题为《儿女英雄传评话》。作品写侠女何玉凤，出身名门，智慧骁勇，其父为人所害，因奉母命避居山东，决心为父报仇，变姓名为十三妹，往来市井间，偶然在途中遇书生安骥困危，十三妹救了安骥。后来，何玉凤以及被何搭救的张金凤都嫁与安骥，二人和睦如姐妹。作者目的在于描写一个五伦全备的家庭，借以宣传封建思想。作品全用北京口语写成，很有特色。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出现于光绪五年（1879），120回，作者石玉崑。该书在社会上影响极大。《三侠五义》中的主要人物是“三侠”（展昭、欧阳春、丁兆兰和丁兆蕙）及“五鼠”（卢方、韩彰、徐庆、蒋平、白玉堂）。该书以明人《龙图公案》为蓝本，作许多加工创作。如“五鼠闹东京”，原为一个神怪故事，在《三侠五义》中却都变成武侠的游戏故事。后来俞樾（1821—1907）将该书开篇“狸猫换太子”一回改写，又因作品里已有南侠、北侠、双侠，已为数有四，又有小侠艾虎，艾虎之师智化及小诸葛沈仲元，皆为侠士，改名《七侠五义》，通行本《七侠五义》100回。又有《忠烈小侠五义传》及《续小五义传》相继出现于京师，皆120回，每回前都有“入话”，与宋人话本相似。
《施公案》一名《施公清烈传》，又名《百断奇观》，97回，出于《三侠五义》之先（道光中），未知作者姓名，叙康熙时施世伦断案事，文辞拙直。此后又有续集、三集、四集等，叙写诸侠客行义故事。《彭公案》23卷100回，为贪梦道人作，写于《三侠五义》之后，叙彭朋于康熙中微行访案。亦有续集、三集、四集，每集80回。它们虽然在社会上极为流行，但是其中的绿林好汉，多为统治阶级的驯顺奴仆，且故事千篇一律，人物性格也不统一，思想与艺术都不甚佳。总之，这些作品都没有反映时代面貌。从文学史的发展趋势看，反映出传统古典小说的衰落。
谴责小说的繁荣与发展光绪二十六年（190）左右，资产阶级改良派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
康有为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①梁启超于光绪二十八年创办的《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改良政治、社会的作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时许多小说杂志也相继产生，如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冷红生主编的《新新小说》，吴趼人与周桂笙合编的《月月小说》，黄摩西主编的《小说林》等，并发表了很多小说作品。这时期发表的小说，据统计约有1500余种。其中最受群众欢迎、最有成就的小说作品，当推谴责小说。鲁迅说：“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又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①著名的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少时擅制艺及诗赋，以第一名入学，后累应举不第。到上海办《指南报》，旋中止，又办《游戏报》，专作俳谐嘲骂文字；又办《海上繁华报》，专记优伶、娼妓消息，兼载诗词小说，盛极一时；后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等。作品除《官场现形记》外，尚有《庚子国变弹词》、《海天鸿雪记》、《活地狱》、《文明小史》等。
《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的代表作，最初连载于《世界繁华报》，凡60回，近80万字。作品揭露和抨击了清政府官僚机构的黑暗与**，是清末官僚统治集团的真实写照。所涉及的官僚十分广泛，外官：从不入流的佐杂到州府官吏，直到督抚方面大员；内官：从小京官到部司郎曹，直至位居中枢的军机、大学士。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胥吏，为了升官发财，无不蝇营狗苟，极为**。作品还突出地描写了清统治者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丑态。见到洋人就面容失色，手足无措。总之，《官场现形记》对晚清官僚集团作了比①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引文。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39页。较全面的揭露，对黑暗**现象给以尽情的嘲笑和讽刺。其写作手法略似《儒林外史》。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沃尧（1867—1910），又名宝震，字趼人，广东南海人。生于北京，长于佛山镇，故又自称“我佛山人”。光绪八年（1882），他到上海谋生。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先后主笔《字林沪报》副刊及《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应《汉口日报》之聘赴鄂。次年回上海，受梁启超影响开始创作小说，并投寄《新小说》发表，还曾一度客山东，赴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任汉口《楚报》中文版编辑。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兴起，他主动辞去这家美国人办的报社职务，并积极参加创办《月月小说》，任总撰述。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立两广同乡会，并开办和主持同乡会所属的广志小学。吴沃尧是个多产作家，从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二年去世止，在短短的7年里写下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电术奇谈》、《九命奇冤》、《劫余灰》、《新石头记》、《恨海》等。又有《趼诗删剩》，《趼廛笔记》、《趼人十三种》、《我佛山人笔记四种》、《我佛山人滑稽谈》、《我佛山人札记小说》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作者毕生“渗淡经营”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新小说》杂志。作者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写作，历时7年，至宣统元年（1909）最后完成，共108回。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叙述了他在20年中的所见所闻。作者把他的笔伸向腐朽的清末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以暴露官场的怪现状为中心内容。全书记载了189件“怪现状”，大多数都与官场有关，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清末官场的黑幕。作品还写了许多风流名士、洋场才子，揭露了他们胸无点墨，冒充文人雅士的种种丑态，写得很成功。
《老残游记》20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表于《绣像小说》，至13回中止，后又续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原署鸿都百炼生著。鸿都百炼生即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少精算学，后又行医，又弃而为商。光绪十四年（1888）后，曾先后在河南巡抚吴大澂、山东巡抚张曜处作幕宾，帮助治理黄河，获得声誉。在北京时（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请筑津镇铁路，又主张和外人订约合开煤矿。既成，世俗交谪，责为“汉奸”。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他曾从俄军处贱价购买太仓粮设平粜局，以赈北京居民饥困。后以私售太仓粟罪，流放新疆。其文学创作，抒发了他内心的抑郁。他在《老残游记》初编自序中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老残游记》通过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在游历途中所见闻的某些社会现象，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见解和主张。作品暴露了清朝末年社会的黑暗，他所刻画的那些自命清廉而实际上却给老百姓制造冤狱的官员，如玉贤、刚弼等，有一定认识意义。《老残游记》的艺术性较高，它的情节虽不曲折复杂，但却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主要由于作品在刻画人物、叙事写景方面都很成功。《孽海花》，原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东亚病夫”即曾朴（1871—1935），字小木，别署太朴、东亚病夫、病夫国之病夫，江苏常熟人。早年在同文馆学法文，翻译过雨果等人作品，曾结识谭嗣同、林旭、唐才常、杨深秀等人，并参加维新活动。光绪三十年（1904），在上海与丁芝孙、徐念慈等创办“小说林书社”。光绪三十三年，受聘为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宾，后得端方保举，以候补知府分发浙江，任宁波清理绿营官地局会办。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江苏省议员、官产处处长。北洋军阀时期，任财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后又曾到上海，创办《真善美》杂志。“爱自由者”即金天翮，字松岑，编译书籍《自由血》，写俄国虚无党史。《孽海花》的前10回是光绪三十一年发表的，翌年续出10回。光绪三十三年又发表21至25回。1927年作者再赓续11回，又修改全书，于1928年出版了34回本。《孽海花》是以清末状元金雯青和妓女傅彩云（即赛金花）的故事为线索，反映了晚清30年间政治、外交和社会的变革。作者在他的《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里说：“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看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他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联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作品在暴露清末黑暗的政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方面有一定意义。作品描写了当时宫廷内部的混乱，以及官僚名士的生活。《孽海花》的艺术，有其可取之处，他把所见所闻的政治事件、官场内幕及零星掌故等若干独立的故事，用一条中心线索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结构。一些场面或片断写得很生动。但因有意追求轶闻趣事，对人物的刻画大都没有完成。
宣传民主革命的小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陆续出现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小说。陈天华（1875—1905）的《狮子吼》是一部章回小说，共8回，未完。作品以舟山岛上民权村为背景，以狄必攘为主要人物，写了革命党人的活动。小说的“楔子”以“混沌国”比喻中国，以“蚕食国”、“鲸吞国”、“狐媚国”影射帝国主义国家，并以睡狮醒来，象征中国的未来。接着第1、2回叙述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第3回写“民权村”，实际上是作者的理想国。革命活动家狄必攘便是这村学堂的总教习，他的学生有的去外国留学，有的到内地联络会党组织革命的力量，有的办报作宣传，成立“自治会”、“强中会”等革命团体。第8回写起义失败后，烈士审血诚义正辞严地指斥审讯官说：“现在国家到了这样，你们这一班奴才，只晓得卖国求荣，全不想替国民出点力，所以我们打定主义，把你这一班狗奴才杀尽斩尽，为国流血，这就叫做流血党！”按写作计划，最后狄必攘等人“后来竟把中国光复转来”。因作者蹈海自杀，未能完成。
黄小配（1873—1913），又名世仲，笔名禺山世次郎、黄帝嫡裔，广东番禺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后又帮助郑贯公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创办《少年报》。辛亥革命后任广东民团副团长，被军阀陈炯明杀害。著有小说《洪秀全演义》、《大马扁》、《廿载繁华梦》、《宦海潮》等。
《洪秀全演义》最先刊载于《有所谓报》，续载于《少年报》，1914年出版单行本，54回，未完。另有174回续足本，后120回为他人续作。作者自叙为“洪氏一朝之实录，即以传汉族之光荣”。作品描写了金田起义的全过程，以及定都天京挥师北上，遭到挫折的情况。洪秀全、石达开等都写得很生动。作者很善于运用章回小说形式，艺术上较为成功。
此外，《大马扁》是抨击康有为的小说。《廿载繁华梦》是揭露清廷官吏、官僚资本家的腐朽丑恶。
辛亥革命失败后，小说领域内盛行“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主要写爱情故事，产生于清末，是清代才子佳人小说的继续发展。“黑幕小说”出现于19年前后，这类小说以揭露社会黑暗为主，写作目的是使“幕中人知所惧，而幕外人知其防”，而实际上变成了宣传犯罪的教科书。
1915年以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兴起，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连续创作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三篇白话小说，强烈地控诉了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罪恶，呼唤人民大众的觉醒，并鼓励他们进行斗争。
第三节翻译文学的发展晚清时期翻译文学的初起晚清经历了军事、外交诸方面的一系列失败之后，一些人开始考虑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当时，除了派遣学生出洋学习以外，还于同治元年（1862）设立了京师同文馆，这是晚清最早的洋务学堂。同治二年与同治四年又先后成立了上海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专门培养翻译人员。当时所译的书，多集中在军械营阵、史地政法以及宗教经典和医学方面。文艺方面的译著，是从林纾开始的。翻译小说初起时，“政治小说”甚流行。林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译成出版了《黑奴吁天录》（美国史托活夫人著，本名《黑奴受逼记》）。作品描写了在种族歧视下黑人受白人残酷虐待的悲惨遭遇。光绪三十四年（1908），林纾又翻译了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德富健次郎（笔名德富芦花）所著的《不如归》。译者借该作品从侧面透露出的中日甲午海战情况，说明中国海军曾经英勇地打击敌人，揭穿了关于镇、定两舰望敌而逃的谣言，为在抗敌作战中的牺牲者伸张正义。此外，还有独立苍茫子译的《游侠风月录》（1903）、汤绂女士译的《旅顺双杰传》（1909）、赖子译《政海波澜》（日本广陵左左木龙）、陈鸿壁译《苏格兰独立记》等。有关教育问题的有中国苦学生译《苦学生》（日本山上上泉，1903），南野浣白子译《青年镜》，以及梁启超、披发生合译《十五小豪杰》等。译述科学故事的，有王笑译《千年后之世界》，杨德森译《梦游二十一世纪》（1903），海天独啸子译《空中飞艇》（1903），东海觉我译《新舞台》等。至近代后期，又翻译有大批的侦探小说。
近代翻译文学的两个流派近代翻译文学有两个流派，一种是以古文译法进行译述，以林纾为最著名，他的译著在知识层里最受重视；另一派则是用白话译书，如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他们译述的特点是将原书的内容，用白话口语，以章回小说的形式进行演述，他们的译述，读者面更为广泛。
林纾翻译作品很多，据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和寒光《林琴南传》统计，共计171部，270册，另有未收集的短篇15种。宣统三年（1911）以前出版的约50种。他介绍的著名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司、司各德，美国的欧文、史托活夫人，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司，以及俄国的托尔斯泰，日本的德富健次郎等。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不如归》、《滑铁卢战血余腥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等。林纾的译作给近代作家和读者以很大影响，对中外文化交流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林纾本人不懂外文，无论对译本的选择，或对语意的理解，都只能依赖口译者，这给他的翻译带来很大的限制与影响。
当时的小说翻译家除林纾之外，还有几个人值得注意。如吴梼（亶中），他的译作以日本的为多，有《薄命花》、《寒桃记》、《寒牡丹》、《银钮碑》《美人烟草》、《五里雾》、《侠黑奴》，以及英国勃来雪克著《车中毒针》、俄契诃夫《黑衣教士》等，表现出相当的文学修养。陈冷血（景寒）以翻译俄国虚无党小说最多，也译有侦探小说一类的作品，有《白云塔》、《侠恋记》、《火里罪人》、《大侠记》、《侦探谭》等。包天笑的译作，近于演述，以教育方面的内容为多，如《馨儿就学记》（《爱的教育》）、《儿童修身之感情》等。此外，周桂笙的译作在当时也很有影响。
这时还有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他们的译作《域外小说集》（1909年出版），全是短篇，有俄国的迦尔洵、契诃夫、梭罗古卜、安特来夫，波兰的显克微兹，英国的王尔德，法国的莫泊桑，丹麦的安徒生，新希腊的蔼夫达利阿谛斯，以及芬兰的哀禾等人的作品，集小说、童话、寓言为一集。译文古朴，虽用的是古文，但仍然保留了原著的章节格式，与林纾的用古文意译相比，《域外小说集》则是一部采用直译的译作。在文言翻译小说中，以林纾的影响最大，但从对文学的理解，以及忠实于原著方面，则当推周树人、周作人兄弟。
诗歌的翻译。首先介绍西洋诗歌的是马君武、苏曼殊。马君武（1882—1939），名和，一字贵云，广西桂林人。初留学日本，学工艺化学，曾参加同盟会，后去德国，习冶金。民国成立，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等职。后经营工业，晚年任广西大学校长。爱好文学，有《马君武诗稿》。他的诗格律自由，雄豪深挚。他用七言古诗体翻译拜伦的《哀希腊》，还翻译过虎德的《缝衣歌》，以及歌德的《阿明临海岸哭女诗》等。他的译诗如同他的创作一样真挚感人。
苏曼殊（1881—1918），原名玄瑛，字子毅，后出家为僧，号曼殊，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留学日本，漫游南洋各地。参加过“南社”，能诗文、善绘画，并通英、法、日、梵诸文。他的诗歌多感伤情调，运用浅近文言写作的小说，内容多为描写男女爱情的故事，如《断鸿零雁记》、《碎簪记》等。翻译作品有《拜伦诗选》。他的译诗正如他自己所说：“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苏曼殊还编有《文学因缘》、《英汉三昧集》，都是英译中国古代诗歌的选集。
文学革命运动以后，翻译文学进一步蓬勃发展，译文多演进为白话文。
第四节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形成与发展近代白话文运动形成于戊戌变法前后，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1887）正式提出语言与文学合一的问题，他说：“语言与文学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学合则通文者多。”①梁启超大力提倡新文体，自觉地注意通俗化。光绪二十四年（1898），白话文运动主将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第一个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口号。在文章中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说：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汶如斯矣！吾一不知夫古人之创造文字将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老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人为文字之奴隶乎？
接着在该文里论证了白话文有“省目力”、“除骄气”、“免枉读”、“少弃才”、“便贫民”等八益，反映了他的进步要求。陈子褒也发表文章提倡推行白话，并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中，明确提出报纸应改用白话，用白话文办报，使人人都能读。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白话报纸陆续出刊，白话书籍也印行。白话报纸如《无锡白话报》（光绪二十四年出版）、《杭州白话报》（光绪二十七年出版）、《苏州白话报》（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绍兴白话报》（光绪二十八年出版）、《宁波白话报》（光绪二十九年出版）、《上海新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国民白话报》、《潮州白话报》、《北京白话报》、《伊犁白话报》、《蒙古白话报》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革新，有评论有报导，以及游记、曲调等各种文艺样式的文章，文字通俗易懂。此外还用白话编印了大量的教科书宇典，历史地理书，文艺作品，医学、数学书等。这时还有些人大力提倡、推行拼音文字，最早提到拼音的是卢戆章《切音新法》、蔡勇《传音快字》、王炳耀《拼音字谱》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王照。戊戌变法失败后，王照创造了“官话字母”60个，并主张以北京话的标准来统一读音。他的主张，对后来的拼音运动也有很大影响。总之，白话文运动在文学的发展方面，确实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梁启超等提倡的“诗界革命”、“新文体”与“小说界革命”，可以说是近代初期的文学改良运动。直到1915年以后，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倡文学革命，主张白话文学，掀起了新文学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年9月出版第2卷时，改名为《新青年》。这个刊物针对当时复古尊孔的思潮，提出反对孔教，反对旧道德，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他们认为文体的改革和文学领域内的革命是同反对旧政治、旧思想，提倡新政治、新思想的斗争紧密相连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一卷三、四号上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介绍了现代欧洲文艺思想，又在《通信》里《答张家言》文中说：“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正式发表了讨论文学的第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表现了他对文学的历史进化观点。接着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他用文化批①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
评家的眼光来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的激烈态度引起了一般人的反对，从而也引起了更多的人关心新文学运动。1917年的《新青年》里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和文章（这些讨论文章收集在王世栋编，新文化书社出版的《新文学评论》里）。钱玄同（1887—1939）对陈、胡的主张表示赞同，积极加入了文学革命的行列。他在与陈、胡二人的通信中，讨论文学革命的各种问题，一面补正了胡适的许多论点，一面对桐城巨子与选学名家展开了批评，指出他们的文章是“高等八股”和“变形之八股”。刘复（半农，1891—1934）也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出文学的界说问题。
文学革命的开展随着文学革命的开展，参加讨论的人逐渐增多，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但主张文学革命的人坚不退缩，因而使文学革命逐渐发展，从1915—1918年的三四年间继续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翻译作品以及诗歌、小说创作，如：胡适的《建设的文学论》、《答盛北熊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论短篇小说》、《易卜生主义》、《文学进化观念与改良》等；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人的文学》，并翻译了一些外国短篇小说及小诗，后集成为《点滴》与《陀螺》出版。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是在这时期完成并发表的。此外，沈尹默、刘半农、沈兼士、俞平伯、陈衡哲、康白情诸人，都在试作新诗。1918年12月，陈独秀等创办了《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傅斯年等还办了个《新潮》月刊，都是提倡文学革命的刊物。文学革命运动，这时已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热潮。由于力倡文学革命的陈独秀等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而傅斯年、俞平伯、罗家伦等又都是北大的学生，因此，北京大学成为“文学革命军”的发源地。反对文学革命的人在社会散布流言蜚语，顽固守旧的反对派的攻击也迎面袭来，一时北京大学便成为惹人注意的目标。古文家林纾先后发表文章和小说《妖梦》、《荆生》，攻击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成为反对新文学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蔡元培写了《答林君琴南函》一文，驳斥了林纾的指责，积极支持正在兴起的文学革命运动。蔡、林之间的辩论，是五四运动前夕的一场新旧文学的激烈论战，它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新派的革命文学潮流愈益高涨。文学革命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部分。五四以后，文学革命运动以迅猛之势继续向前发展。
第五节戏剧京剧和其他各种地方戏清中叶，昆曲逐渐趋于衰落，而京剧却脱颖而出，取代了昆曲的地位。
另外，梆子、皮簧、弦索诸腔兴起，以及由弋阳腔演变而来的高腔，在各地形成重要剧种。这时期，各种地方戏曲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续发展。京剧是以清乾隆以来进入北京的徽班为基础，经徽调艺人和汉调艺人共同努力，吸收借鉴了昆曲、京腔、梆子等剧目、唱腔、伴奏音乐、表演技艺，集众所长，逐步形成的。京剧的诞生，约在清代的道光年间，至今约有200年的历史。道光咸丰间，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套等是京剧的创始人。同治、光绪年间有13位著名的身怀绝技的京剧、昆曲演员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画师沈蓉圃根据他们的真容描绘了一幅彩色戏装人物像，称为“同光名伶十三绝”。这13位演员是：张胜奎、刘赶三、程长庚、时小福、卢胜奎、谭鑫培、郝兰田、梅巧玲、徐小香、余紫云、杨鸣玉、朱莲芬、杨月楼。京剧的传统剧目现在搜集到的约有1200多种，大部分是继承昆曲及各种地方戏曲的剧目，经过广大艺人和作者的不断加工创作而成的。《文昭关》、《宇宙锋》、《群英会》、《借东风》、《清官册》、《李陵碑》、《打渔杀家》、《四进士》、《连升店》等都是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优秀作品。
明清时在全国各地，几乎每省都有大型戏曲剧种流传，发展至近代已趋于定型和成熟，并且产生和发展了许多民间小戏。如河北评剧，山东柳腔、吕剧，东北二人转，内蒙二人台，安徽黄梅戏，江苏锡剧，福建闽剧，宁波甬剧，浙江越剧，湖南、湖北等地的各种花鼓戏、花灯戏、采茶戏，以及少数民族的傣戏、壮戏等，出现了地方小戏蓬勃兴起的局面。这些地方小戏的内容大多是民间流传、深受群众喜爱的故事，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演出形式生动活泼，曲调丰富，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在流传过程中，它们又相互交流，各自吸收新的曲调，各有自己的创造，有的在后来形成影响较大的地方剧种。
戏曲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在京剧和地方戏的领域内也得到反映。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首先开展了京剧革新活动。汪笑侬是近代最早配合社会运动改编和创造京剧剧本的艺人。汪笑侬（1858—1918），满族人，本名德克俊，又名僢，号仰天。年轻时中过举人，后曾任河南太康知县，因触怒豪绅而被革职。此后专门从事京剧活动，长期在上海演出，专攻老生。他根据自己嗓音的特点，吸收汪桂芬（1860—1906）、孙菊仙（1841—1931）的唱法，别创新腔，自成一派。除改编《哭祖庙》、《将相和》、《党人碑》、《骂王朗》、《长乐老》、《受禅台》、《博浪椎》以外，还有着时装登场的《缕金箱》、《獬豸梦》、《瓜种兰因》、《立宪镜》、《博览会》等，在当时已有“改良新剧”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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